Renovatio Historia : 欧洲汉学更重要的是“欧洲”观念 - EUROPEAN SINOLOGY: EMPIRES,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欧洲汉学更重要的是“欧洲”观念

作者:（西班牙）劳尔·鲁伊斯/文王燕、刘莉/译

I present the lecture by Raúl Ramírez Ruiz "EUROPEAN SINOLOGY: EMPIRES,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given on June 13, 2012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The conference was published in Social Sciencies Weekly (Edited b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September 6, 2012.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English into Chinese was given by Dr. Wen Wang Yan and Phd. Candidate Liu Li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Social Sciencies Weekly is accessible at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2012skb/xs/userobject1ai4722.html

欧洲汉学史更是观念史

研究者进入欧洲汉学，第一印象就如同靠近了欧洲的历史：这是一种持续的融合，有着各自历史的国家和他们各自出类拔萃的、超越自己民族性的人物之融合。自然的趋势就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来研究汉学。不过当你回顾整个“欧洲汉学”，你会看到欧洲汉学中更重要的并不是国家、民族国家，而是它背后的“欧洲”观念。通常，这个观念以其背后的帝国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欧洲汉学史是帝国和人物史，更是产生这些帝国的观念史。这些帝国被一些真正的“天才”的人物连接在一起，这些天才来到遥远的中国，学会十几种语言，并服务于他们的“观念”。我认为，“欧洲汉学”是扩张主义者的精神和欧洲（或西方）的普世性的一个例子。这里将要探讨四种不同的欧洲汉学，实际上是四种不同的欧洲观念。这四种不同的欧洲观念创造了四种不同的欧洲帝国及其汉学。

法国人是最接近中国思想的人

第一种汉学由西班牙和法兰西帝国所引领。他们的影响范围是天主教汉学，其基本的观点是天主教的普世性扩张，在耶稣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响从16世纪早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其中，拉丁文国家的汉学是西方的先驱。其先辈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汉学的奠基者是西班牙汉学。天主教汉学的第二阶段是由耶稣会展开的。耶稣会士在教育（建学校、学院、大学和神学院）、思想研究、文化诉求和传道努力方面颇有盛名。西方汉学的开端始于耶稣会的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罗明坚、汤若望和其他人，到中国学习语言、文化和信仰。这些传教士把部分中文的经典文献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的语言，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他们还从中国写了很多信。这些信读来颇有趣味，因为当时中国开始被想象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有意思的国度。耶稣会士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了第一所欧洲大陆上的汉学学校：“中国学院”（1732），这是当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原型。

18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势力一落千丈。法国宣布它是继承者，它离开了耶稣会士们领导的天主教汉学。新的法兰西汉学家是大百科全书拥护者，产生了一种新的拉丁汉学，他们的世界观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科学及达尔文主义观很接近。17、18世纪末，巴黎是汉学的中心。法兰西学院成了欧洲主要的研究中心，其研究包括把中文古籍翻译成拉丁文，关注点在中国古代史、科技史以及陶瓷和音乐。新的法兰西汉学由18世纪诞生的“法兰西帝国”所创造，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与西班牙和英国不同，法国没能在海外创造“新法兰西”（魁北克是个例外）。法兰西汉学强大，有活力，而且学术上组织严密。但它今日不能与英语国家的汉学相媲美。法兰西帝国只是一个只在欧洲的“大陆”帝国，它在非洲有大片的势力延伸，对亚洲和中国也兴趣盎然，它控制了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他们在东南亚的现身以及和大不列颠帝国的持续竞争使得他们19、20世纪在中国的利益变得至关重要。但同时，它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无力制造出一个海外的法国民族群体。它很晚才加入到瓜分世界的潮流中，这对它的历史影响重大。

与现代汉学研究同步，法国有关远东的研究中心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以培养他们的汉学家。有法兰西学院、索邦的法国远东学院，还有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远东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协会、当代思想研究所和葛兰言中心等。雷慕沙、儒莲、顾赛芬、爱德华·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谢和耐等都是其中重要人物。法国人喜欢一种文化的、哲学的途径，正如林语堂所说，他们是最接近中国思想的人。

英国汉学具有两面性

第二种汉学是英国人影响下的盎格鲁－撒克逊汉学。这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汉学体系。其随大英帝国而兴起，即盎格鲁－撒克逊汉学，后为美国汉学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汉学所继承。这一汉学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带来了“白种男人的教化使命”这一理念和观点。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责任，要把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带到那些“迟滞、落后”的国家，不管是以基督教新教的形式，还是民主的形式。

英国的汉学与西班牙汉学一样，产生于士兵和传教士中，产生于那些到达印度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土地或者寻找致富之路的“帝国的子孙”之中。它也产生于怀抱信仰的人中，这些人相信传播基督教的好处，只不过这次是新教。英国汉学和许多其他帝国的汉学一样具有两面性：软实力和硬枪硬炮。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帝国扩张时，要比拉丁文国家聪明得多。18世纪早期还未能预见到美国独立的情况下，小小的英格兰就把它的海军和商业网络扩展到了东方。当北美独立既成事实，大不列颠把注意力集中在征服印度，以抵抗这一打击。下一步就是中国。我们看到英国汉学在“帝国的子孙”中产生了：他们是传教士的子女，还有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出生的士兵。中国首先迎来了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士兵。

与天主教国家不同，英国创造了高水平的训练网络：牛津和剑桥乃其中翘楚。还有一些训练机构如伦敦东区传教士会、中国内地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英博物馆和东方馆（写本、刻本）部、皇家亚洲学会等。英国汉学有着科学基础和学术基础，以重要的大学为中心，有很好的出版渠道。在大英帝国被美国取代后，新的美国汉学继承了英国汉学的路子。英语汉学把其他小国的汉学也吸收进来，甚至其他小语种，如北欧的语言，荷兰语和佛兰德语的汉学。迄今为止已有重要汉学家如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思、鲍康宁、苏慧廉、庄士敦、翟林奈、李约瑟、鲁惟一、杜希德等。现在美国的一些重要汉学家如狄百瑞、史景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都与这样的传统有关，史景迁是连接英国和美国汉学的最显著例子。目前英国汉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经济史，试图与古籍的翻译区分开来。

德国汉学被植入种族民族主义特性

第三种汉学是德意志帝国汉学。德国汉学在1870年德国民族国家统一后进入鼎盛时期，这曾是新兴的汉学研究，并且在诞生之初就被植入了浓厚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性。德意志帝国从始至终都存有统一整个欧洲日耳曼人的意图，以主宰整个欧洲内部为导向。在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逝世之前，德国从未设想建立一个超越欧洲的大帝国，直至1890年，建立一个跨越大洋的帝国开始出现在德意志统治者的脑海之中，但为时已晚。由于德国与中国之间地域上的遥远，致使在中国近代史上德国的出现是短暂的，在租借地青岛也仅呆了16年（1898—1914）。

德国汉学的诞生始于1829—1831年，东方学家内曼在广州获得的12000卷的中文书卷，他将这批书籍寄回慕尼黑，构成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中“东亚收藏”的基础。德国汉学之父威廉·绍特自1833年起即教授中文和中国哲学。德国汉学界出现过多位优秀人才，研究也有浓郁特色。纳粹时期汉学得到很快发展，之后的当代历史也有彼时汉学印记。德国汉学十分与众不同，语言学家和汉学家贾柏莲1881年出版专著《汉语经纬》，按照评论界说法，这本书有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汉语语法系统研究最好的一本专著。

当代德国汉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瓦格纳，深受英国汉学传统影响，关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交流，与海德堡大学的高达美有合作研究。瓦格纳研究重心在前现代中国时期的哲学、现代中国时期传媒、政治运动与国家社会形态之间的跨文化联系，出版过三卷本的王弼研究。顾彬是波恩大学东方和亚洲研究机构的教授，孟德则为柏林自由大学汉学教授，主攻宋朝至清末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俄罗斯汉学饱受意识形态束缚

第四种是俄罗斯和苏联的汉学。它是斯拉夫民族的汉学，由亲斯拉夫的理念而生，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母亲”。俄罗斯汉学的兴起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与其他欧洲国家如出一辙，是为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宗教和领土双重意义上的扩张，俄罗斯是唯一的一个与中国接壤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本应该直接促成俄罗斯汉学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事实并未如此，原因在于，其一，与中国接壤的地方远离俄罗斯帝国中心；其二，东正教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不睦；其三，俄文与其他西方语言的不同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其四，俄国革命直接影响了俄国汉学的理念，俄国汉学从亲斯拉夫研究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加深了俄罗斯相对于其他欧洲地区的孤立。

学者比丘林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在北京居住了14年，翻译了大量欧洲人未知的古代和中世纪中文著作。1837年他在俄国境内开办了第一所汉语学校。另一位汉学家巴拉第所编著的《汉俄合璧韵编》直至今日仍为人所称道。

从1930年起，苏联汉学就饱受意识形态束缚，对西方影响有限。它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环境。它还关注方言研究，也有学者专注于传统课题，如孔拉德对于《孙子兵法》的解读，菲什曼研究欧洲对中国的印象等。上世纪70年代中苏之间关系的分裂极大影响了俄国汉学的发展和走势，决定了今日俄国汉学之路。汉学研究围绕着研究机构进行了重组，如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2007年后被称为东方文献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的成立等。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成果是1983-1984年间重新出版的四卷本《华俄大辞典》（超过16000单字，250000个词组），这本书的编者鄂山荫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这一工作。90年代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教学在俄国的各大高校蓬勃发展，并且在国立人文大学、海参崴的远东国立大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大学、喀山国立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心。我想强调一些苏联和俄罗斯东方学家，如克恰诺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院，是党项人及西夏国研究的专家，1997-2003年间担任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圣彼得堡分部主任。与上述情况一样，受其汉学影响的，主要是处于俄罗斯文化圈内的国家，即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国家，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和其欧洲的卫星小国。

追求扩张催生了“汉学”发展

这次演讲围绕着欧洲人所传播出的“扩张”信息，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汉学”研究的探讨。这种对扩张的追求促成帝国的形成，帝国成立后又催生了“汉学”的发展，原因何在？目的是为了解另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长久封闭、难以预测和令人费解的国度。过去是中国，现在还是中国，“中华帝国”回来了，也许应该说是来了，因为他从未去过任何地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习者超过25000000人；在全世界85个国家中，超过2100家高等教育机构在开设汉语教学，甚至蔓延到公立小学和初中，超过700所大学将汉语列为选修课程。在欧洲境内，意大利国内针对中国展开研究的高等研究中心从8个上升至20个；在德国，原先没有设立东亚研究的高等学校，也已开始陆续成立，早已存在东亚研究的，则是把中国研究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中心；瑞士有7个城市首先开展汉语教学；在法国，教育部长在视察和指导时，特别关注小学和初中的汉语教学。西班牙、俄罗斯情况也相似。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既敬佩也害怕，并非害怕中国自身，而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在强大之后，会像西方列强一样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扩张并具攻击性，永远输出其想法和观点（如基督教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新的“帝国”带来新的汉学研究。但我想强调的是，每种新汉学都是对之前的补充，对同一个事物“中国”的不同解读。我们西方人是“汉学”的创造者，学习研究着“中国”，还一直嚷着“不懂中国”。我们也必须要问中国人这么一个问题：西方人创造“汉学”，那么中国人是否也创造了“西方学”？中国，一个新的全球势力，是否能够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以互相理解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