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鲁伊斯丨都说西班牙中国学很脆弱，真实情况是……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西班牙亚洲研究学位的起源、发展与特征。西班牙汉学曾是西方汉学的先驱，但随着西班牙帝国势力的衰落而逐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中国崛起，西班牙的当代亚洲研究在特定人物的推动下开始复兴。经过20余年努力，西班牙于2003年设立了首个正式的亚洲研究学位，并在此后20年间，构建起一个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3个层级且与欧洲标准接轨的学位体系。如今，该体系在西班牙语世界中处于领先地位。
作者：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Raúl Ramírez Ruiz），西班牙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教授
本文载于《中国学（中英文）》2025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当代西班牙亚洲研究制度建构中的中国学》。
一 研究缘起
本文主要基于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URJC）西班牙—中国关系研究小组的大量研究，其成果已于2023年汇编为《西班牙的亚洲研究：分析、演变与展望》一书。自2003年西班牙正式设立首个亚洲研究学位以来，该领域已走过20年历程。鉴于该领域的高度易变性，亚洲之家（Casa Asia）认为，有必要对学科现状进行梳理。此前，该领域唯一可参考的资料是2002年由塔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主持编纂的《西班牙亚洲研究供需白皮书》。因此，本项工作并非简单地陈述问题，而是旨在阐明西班牙为构建亚洲研究网络所需的各项资源，并对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亚洲教育体系的现状进行比较性考察。
为了掌握这一议题的最新情况，亚洲之家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合作，不仅考察了西班牙亚洲研究的现状，更从历史维度全面审视各学位项目产生与消失的动因，同时探究西班牙亚洲研究为何呈现当前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提出一系列针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改进建议。
这是一项艰巨且此前悬而未决的任务，因为在西班牙及西语世界的史学研究中，系统梳理亚洲研究现状的研究为数甚少。尽管部分著作有所涉及，但多为片段性探讨，缺乏如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Raúl Ramírez Ruiz）等人在上述研究中所采用的整体视角。首先，洛佩斯·阿尔瓦雷斯（López Álvarez）于1978年提出了西班牙人是欧洲了解中国知识的先驱者这一观点。其次，若将亚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则需提及阿方索·法莱罗（Alfonso Falero）2006年发表的英文论文《西班牙的日本研究史》，该文系统编述了日本学在西班牙的发展历史。2007年，雷孟笃（José Ramón Álvarez）发表了《西班牙汉学概述》，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班牙汉学研究最系统、最全面的综述。同年，安德烈斯·埃雷拉·费利格雷拉斯（Herrera Parishioners）指出，西班牙正在兴起一股“新汉学”（New Sinology）的潮流。
自2013年起，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通过陆续发表一系列英文、中文及西班牙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西班牙汉学的研究范式。劳尔最早发表于2014年的《关于西班牙汉学》一文，首次系统梳理了21世纪以来西班牙从事中国研究的主要学者，并明确提出“新汉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大学为核心的学术建构。此后，刊发的两篇文章进一步推动了研究方法论的演进。这两篇文章分别为2015年于墨西哥发表的《中国崛起背景下的西班牙当代汉学》及2016年在中国发表的《2010—2015年西班牙“中国学”研究现状与趋势》。文中，作者首次对西班牙亚洲研究进行分主题与历时性的统计分析。这一研究方法逐渐被其他学者采纳，并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合作。2019年，劳尔与李秋杨合作发表的《从历史中走来：西班牙汉学的复兴与挑战》，首次提出了西班牙汉学界存在“三代人”结构的概念，并在二人随后合著的《当代西班牙汉学家群体更替与代际特征》中对此进行了系统性阐释。
进入21世纪20年代，其他学者的研究也相继涌现。例如，玛丽亚·克雷奥尔·巴塔耶尔（María Querol Bataller）于2020年发表的《西班牙的东亚研究》一文，聚焦于“中国学课程设置”。安东尼奥·布拉特（Antonio Blat）则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于2023年发表了《西班牙的当代亚洲史、区域研究、全球史与青年历史学者》。
正如本文后续将要多次强调的那样，西班牙的亚洲研究网络在整个西语世界中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这意味着，拉丁美洲目前也正逐渐开展此类研究。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罗米娜·马尔多纳多（Romina Maldonado）与巴勃罗·马丁内斯（Pablo Martínez）于2024年发表的关于拉丁美洲与中国之间学术与文化网络的研究成果。
基于此，本文旨在详细梳理西班牙亚洲研究的制度化建构过程、研究网络的发展及其自身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贯穿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由于西班牙与亚太地区在经济、历史与社会关系上的联系并不紧密，西班牙的亚洲研究学位体系在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脆弱性，且过度依赖主导其发展的大学体系。
二 亚洲研究史导论：被遗忘的开创者——西班牙汉学
在西班牙，人们提到“亚洲”时，通常指的是“中国”。毕竟从历史上看，对于欧洲而言，亚洲一直是模糊而遥远的未知世界，其早期印象多来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白图泰（Ibn Baṭūṭah）、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等探险家的记录。西班牙接过了这些探险家的衣钵。甚至可以说，西班牙是“西方汉学的奠基者”。西班牙汉学诞生的关键历史节点包括：1492年发现美洲，1494年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印度，以及1521年和1565年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与洛佩斯·德·雷加斯皮（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将菲律宾纳入西班牙版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班牙“邂逅”了中国。
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掌控了太平洋，并开创了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将亚洲、美洲与欧洲连接起来的三角贸易体系。正因“寰宇强权需要全球信息”，西班牙汉学应运而生。从那时起，中西关系与西班牙汉学便呈现出并行发展的轨迹，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帝国与普世抱负”为特征。16世纪，西班牙奠定了西方关于亚洲知识的基础，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马力陈（Martín de Rada）、高母羡（Juan Cobo）、伯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以及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等。
第二阶段则是“衰落与传教阶段”（18—19世纪）。菲律宾成为众多传教士的培训基地。正如阿尔瓦雷斯所言，西班牙汉学在这一时期不再偏重于政治与文化属性，而是转变为服务于传教事业的教育活动。
第三阶段可以称作“虚无中的尾声”（20世纪初至1973年）。其特点是在制度真空的背景下，完全依赖个别人物的努力。1898年之前，西班牙虽仍统治着菲律宾及太平洋中部地区，但由于国力衰退，并未参与任何一项西方对华冒险活动。1864年10月10日，中西双方签署的《中西天津条约》，反映出西班牙相较于其他列强在外交与贸易关系上都处于弱势地位。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的战败，不仅使其彻底丢失了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切断了中西之间的直接联系。20世纪下半叶，维系两国关系火种的仅有三位宗教人士，分别是耶稣会的杜善牧（Carmelo Elorduy）、沈起元（Fernando Mateos）和多明我会的安东尼奥·多明格斯（Antonio Domínguez）。后来，又有一位女性加入他们的行列——黄玛赛（Marcela de Juan），她是中国原驻西班牙使馆官员黄履和之女。
第四阶段是“中西关系的重生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这一时期标志着新汉学的兴起以及亚洲研究的复兴。随着西班牙与中国于1973年建立外交关系，上述真空局面开始发生改变。从此，伴随着中国崛起和特定学者的积极推动，新汉学应运而生。同时，这一阶段也为东方学研究拓展提供了平台，其研究视野从中国逐渐扩展至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
三 西班牙教育制度体系与亚洲研究的构建
（一）个人能动性在西班牙亚洲研究制度建构中的重要性：人物与世代
由于长期存在的制度真空，在探讨西班牙亚洲研究的起源时，必须提及若干具体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六位开创者，三位是来自外国的男性学者：格拉纳达大学（UGR）的佩德罗·圣希内斯（Pedro San Ginés）、巴塞罗那自治大学（UAB）的周敏康与肖恩·戈尔登（Sean Golden）；以及三位女性学者：马德里自治大学（UAM）的塔西安娜·菲萨克、庞培法布拉大学（UPF）的多洛斯·福尔奇（Dolors Folch）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白石实（Minoru Shiraishi）。正是这些学者，推动了西班牙亚洲研究制度化进程的开端。这六位学者，有些是在西班牙工作的外国人，凭借掌握亚洲语言这一独特优势，选择亚洲研究作为自身职业；另一些人此前与亚洲毫无关系，完全出于个人志趣选择了亚洲研究。除此之外，在这一“萌芽”世代中，还应提及巴利亚多利德大学（UVa）的奥斯卡·拉莫斯（Óscar Ramos）、萨拉曼卡大学（USAL）的比森特·冈萨雷斯（Vicente González）和阿方索·法莱罗、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CM）的马康淑（Consuelo Marco）以及马拉加大学（UMA）的费尔南多·伍尔夫（Fernando Wulf）。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进入亚洲研究领域并非出于经济需求，而是源自个人的选择与学术志趣。
由于上述学者及其所在大学的推动，西班牙亚洲研究制度建设的初始阶段宣告完成。这些教授们设立的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汉学家及亚洲研究领域的专门人才。基于多年的调查与研究，我们提出，西班牙的亚洲研究可划分为三个世代，并在李秋杨教授的协助下完成了界定。除了学者的年龄外，划分的标准主要依据其在该领域首次发表著作的时间。
第一世代的汉学家包括前文提及的学者：佩德罗·圣希内斯，专攻翻译；周敏康，从事翻译与东亚研究；塔西安娜·菲萨克，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多洛斯·福尔奇，专长历史；肖恩·戈尔登，研究思想、政治、国际关系及中文翻译；马康淑，专攻汉语语言学。此外，还有马德里自治大学的伊莎贝尔·塞尔维拉（Isabel Cervera），从事艺术研究；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巴勃罗·布斯特洛（Pablo Bustelo），专攻经济学。在中国学范围之外，还包括两位日本研究专家：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奥斯卡·拉莫斯，研究日本经济，萨拉曼卡大学的阿方索·法莱罗，专攻日本思想与宗教研究，以及马拉加大学的费尔南多·伍尔夫，专长东方古代史。
第二世代的学者包括格拉纳达大学的高伯译（Gabriel García Noblejas），专攻翻译；雷爱玲（Alicia Relinque Eleta），致力于翻译中国经典；胡安·何塞·西鲁埃拉（Juan José Ciruela），专攻语言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则有劳雷亚诺·拉米雷斯（Laureano Ramírez），专攻翻译；华金·贝尔特兰（Joaquín Beltrán），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庞培法布拉大学的欧阳安（Manel Ollé），专长于历史。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宫碧蓝（Pilar González España）是翻译家兼剧作家；孙歌迪（Gladys Nieto），专攻人类学；莱拉·费尔南德斯（Leila Fernández），专攻社会学；杨德（Andreas Janousch），研究历史与宗教；马里奥·埃斯特班（Mario Esteban），专攻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此外，第二世代学者中还包括胡里奥·里奥斯（Xulio Ríos），一位多产作家兼“中国观察站”主任，尽管他一直游离于大学体系之外。
第三世代的学者是2000年后开始发表汉学研究成果的学者，成员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第二世代在年龄上的界限比较模糊。鉴于这一世代出现了中国主题研究作品的“井喷”现象，此处仅列出学术地位已高度稳固的学者，包括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乔尔吉娜·伊格拉斯（Georgina Higueras），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OC）与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学者背景相近，人才辈出，涌现了多位历史学家，如安娜·布斯克茨（Anna Busquets）、大卫·马丁内斯（David Martínez）、安德尔·佩尔马尼耶尔（Ander Permanyer）以及卡尔斯·普拉多（Carles Prado）。庞培法布拉大学则有阿梅利亚·塞斯（Amelia Saiz），专攻政治学；卡尔斯·布拉索（Carles Brassó），专攻经济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罗飒岚（Sara Rovira）与埃琳娜·卡萨斯（Helena Casas）均来自翻译学系。格拉纳达大学的哈维尔·马丁·里奥斯（Javier Martín Ríos），研究当代汉语言文学。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大卫·塞维利亚诺（David Sevillano），专攻中国文学。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从事历史研究。同时，日本研究领域第三世代的代表性学者，以皮拉尔·加尔塞斯（Pilar Garcés）与布莱·瓜尔内（Blai Guarné）为主。
（二）开设亚洲研究学位的大学
在介绍支撑西班牙亚洲研究制度建设的主要学者之后，本文将进一步阐述在该领域提供正式课程的各所大学。以下所列顺序并非随机或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依据各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而所依据的标准包括所开设学位的数量、学位类型的多样性、持续开设的稳定性，以及其亚洲研究中心专家队伍的多元化程度。
1.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多年以来，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共开设过9个亚洲研究相关的学位课程，其中6个目前仍在开设，3个已停办。此外，该大学的课程覆盖了学士、硕士及博士三个培养层级，并在2003—2024年间始终保持着学位教育的连续性。从其课程设置来看，当前开设的学位包括2个学士项目、3个硕士项目以及1个博士项目。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亚洲研究的开创者是周敏康博士，他可以说是西班牙国家层面上该领域的第二位奠基人物。周敏康教授出生于中国，毕业于上海高校的西班牙语专业。1988年被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聘请，在当时的翻译与口译高等学校（EUTI）的翻译与口译学士学位课程中开设中文以及中文—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翻译课程。1992年，该学院更名为现今的翻译与口译学院（FTI）。与之经历相似的还有白石实博士，他来自日本，同样于1988年在翻译与口译高等学校开设日语及日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翻译课程。此外，爱尔兰籍的肖恩·戈尔登也是推动中文研究突破语言教学范畴的重要先驱。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与马萨诸塞州学习美国文学，在天津工作3年，随后来到西班牙。在周敏康之后10年，他创设了以远东为专长的国际跨文化高等课程，该课程于1999—2000学年正式开设。
2003年，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与庞培法布拉大学联合开设了东亚研究第二周期学士学位课程。2009年，该学位课程被东亚研究学士学位所取代。
至于硕士和博士课程方面。2008年，翻译与口译学院开设了当代东亚研究硕士学位课程，但于2012年停办。2011年，该校正式开设“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博士项目，并延续至今。2012年，该校开设了“欧盟—中国：文化与经济”的硕士项目。2018年，该校获批设立“针对西班牙语者的汉语教学”的硕士项目，同时也设立了“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的硕士项目。2020年，“全球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获批。2021年，这一制度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当年设立了“西班牙语与汉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士学位。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亚洲研究发展框架的创立，以2012年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CERAO）为标志。该中心前身为1988—1989年间设立的中文研究中心与日本研究中心，后并入国际与跨文化研究所（IEII）。
2.马德里自治大学
马德里自治大学共开设过4个亚洲研究相关的学位课程，涵盖了所有正式培养层级。其课程中包括已停办的第二周期学士学位，该学位后来转变为现行的学士学位。
马德里自治大学的亚洲研究始于1985年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达成的合作协议，但其真正的发展得益于1990年加入该校的塔西安娜·菲萨克。菲萨克之所以选择加盟马德里自治大学，是因为该校设有“远东语言与文化领域”，且将其视为“优先发展领域”。1993年10月，她创立了东亚研究中心（CEAO），并在随后十年间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如前所述，马德里自治大学于2003年正式开设了首个东亚研究学位。2009年，马德里自治大学开设了“亚洲与非洲研究”的学士项目，以替代此前的学位课程，并引入阿拉伯语、中文与日语课程。2014年，该校设立了人文科学博士项目，包括地理学、人类学及非洲与亚洲研究方向。2020—2021学年，增设“东亚研究”的硕士项目，该校课程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3.萨拉曼卡大学
萨拉曼卡大学是亚洲研究领域第三所值得关注的大学，该校共创设过9个亚洲研究相关的学位项目，其中4个目前仍在开办，5个已停办。萨拉曼卡的领先地位还体现在其涵盖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培养层级，并且自2003年至2024年保持连续的教学活动。
萨拉曼卡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学术地位的提升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与日本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及比森特·冈萨雷斯与阿方索·法莱罗等重要学者的助力。比森特·冈萨雷斯是一位意大利语文学教授，曾任萨拉曼卡大学副校长。1985年2月，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访问萨拉曼卡期间，他促成了萨拉曼卡大学与日本皇室之间的一系列合作。这些合作促使学校于1999年设立东亚研究部门，并首次将日本学作为规范化的教学项目。在这一过程中，阿方索·法莱罗作为日本学研究者及该校新设日本研究的创始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萨拉曼卡大学于2003—2004学年获批设立东亚研究学士学位。2008年，为延续该学士学位的培养体系，设立了“东亚—日本研究硕士”与“东亚硕士”两个项目，但均于2012年停办。2013年，学校启动了“东亚研究”硕士项目。翌年，萨拉曼卡大学启动了设有东亚方向的现代语言学博士项目。2015年，“东亚研究”学士学位课程正式开设。萨拉曼卡大学的学术活力持续高涨，于2021年又增设了“东亚语言、文学与文化高级研究”硕士学位。
4.庞培法布拉大学
庞培法布拉大学共开设过7个亚洲研究相关的学位课程，其中5个目前仍在开办。与此前介绍的大学相比，庞培法布拉大学有若干独特之处。首先，该校起初开设的是一个联合授予的学士学位，但未能将其转化为正式的独立学位。其次，庞培法布拉大学与商会及国际贸易高等学院（ESCI）合作，设立了正式的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第三，尽管该校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培养层级，但自2009年以来，最多同时开设两个层级的课程。第四，其学位课程的连续性呈现出不规律的状态。尽管如此，该校自2003—2024年间始终将亚洲研究纳入其教学体系。
庞培法布拉大学成立于1990年，是在亚洲研究起步阶段涌现出的起关键推动作用的高校之一。1992年，多洛斯·福尔奇教授加盟该校，她的明确目标是筹划和创建人文学院。数年后，她创立了东方亚洲研究学院（Escola d’Estudis d’Àsia Oriental）。
多洛斯·福尔奇可被视为西班牙东亚研究领域第二位女性本土奠基者。作为历史学者，她出于对希腊—拉丁文明以外文明哲学演变的兴趣，并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司马迁。不久后，她获得机会前往中国，于1980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了几个月的西班牙历史。1991年，她正式辞去中学教职，进入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与周敏康博士共同教授中文。1992年，福尔奇获得博士学位，并加入庞培法布拉大学。
在多洛斯·福尔奇的推动下，庞培法布拉大学于2003年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合作开设了东亚研究二周期学士学位课程，成为该项目的受益者之一，但该学位于2009年停止开设。2008年，该校又与国际贸易高等学院合作，开设了“欧亚商务”研究生项目。2010年，庞培法布拉大学设立了“中国研究”或“当代东亚研究”硕士项目，但现已停办。2013年，在此前已停办项目的基础上，该校开设了历史学博士项目和人文科学博士项目，涵盖现当代历史、艺术、哲学、文学及宗教等领域，并在其中设立了专门针对东亚研究的课程和研究方向。
另外，庞培法布拉大学共开设有3个正式的硕士学位项目。2016年，该校与巴塞罗那大学（UB）合作开设了中医药硕士项目。2018年，该校启动了“全球视野下的亚太研究”硕士项目。2020年，该校又开设了“全球语言之间的翻译：中文—西班牙语”硕士项目。
5.格拉纳达大学
格拉纳达大学凭借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在亚洲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直至21世纪20年代，该校开设相关硕士学位课程后，才打破了翻译学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在专门学位或学位课程方面有所突破。
与其他大型高校类似，格拉纳达大学在亚洲研究起步阶段的关键人物是法国教授佩德罗·圣希内斯。他推动了中文课程的开设，可被誉为西班牙亚洲研究的“院长”。20世纪70年代，他来到格拉纳达，于1978年向校方提议开设中文课程，该提议在他招到10名学生后获得批准。随后，他创办了语言学院，后逐步发展为大学的翻译与口译高等学院。此后，圣希内斯通过与中国大使馆的合作，促成了西班牙大学与中国高校的首次交流，并联合翻译了《红楼梦》。
尽管作为先驱者，格拉纳达大学并未设立专门的亚洲研究学士学位，但始终将相关教学纳入翻译与口译学士课程之中。自2010—2011学年起，原有课程被现行的翻译与口译学士学位所取代，其中设有“中国文化”方向以供选修。同样，格拉纳达大学还设有“现代语言与文学”学士学位，专门研究东亚语言及中文。此外，该校还开设了3门翻译与口译硕士课程，其中均包含亚洲语言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格拉纳达大学目前唯一且专门的亚洲研究学位为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于2013—2014学年正式设立。
6.巴利亚多利德大学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源于其悠久的办学历史。1993年，时任英语语言学系系主任、曾任教于东京上智大学的何塞·马里亚·鲁伊斯（José María Ruiz）创立了日本研究所，这是西班牙第一所由大学设立的日本研究机构。然而，巴利亚多利德大学亚洲研究真正的催化性人物是奥斯卡·拉莫斯。他先后担任亚洲研究中心（CEA）的秘书与主任（2000—2020年），并在担任商学院国际关系副院长（2016—2018年）期间，通过重新调整合作协议，推动并正式建立了与东亚高校的合作关系。
2003年，巴利亚多利德大学通过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与印度政府及巴利亚多利德市政府联合成立了印度之家基金会，并于2006年正式落成。2012年9月，该校又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设立印地语讲席教授席位。2019年9月，“泰戈尔当代印度研究讲席”正式启动。
目前，巴利亚多利德大学正积极推进其正式学位体系建设。2018年，该校开设了国际关系与亚洲研究硕士学位。2022年初，学校批准设立国际关系学士学位，该学位隶属社会科学领域，设有中国、印度与日本3个专业方向。
7.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目前设有2个亚洲研究相关的硕士项目，均于2017年启动。其中一个为“中欧跨文化与商务传播硕士”项目，另一个是与马德里远程教育大学（UDIMA）联合授予的“欧盟与中国硕士”项目。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在亚洲研究课程方面具有若干特点。首先，这2个相关硕士项目均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且聚焦欧洲相关议题。其次，其中1个项目采用线上教学模式，并与一所私立大学合作开设。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发展生动表明，个人能动性在推动与理解西班牙亚洲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发展主要依托于三位当代史教授的推动——路易斯·帕拉西奥斯（Luis Palacios）、费利佩·德巴萨（Felipe Debasa）以及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
2006年，借助西班牙政府“2005—2008年亚太地区行动计划”提供的机遇，该大学的亚洲研究开始起步。这一年，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与马德里商会达成合作协议，举办了名为“亚洲研究专家课程：地缘政治、历史、文化、新兴市场、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培训班，该课程于2011年结束。此后，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的个人决策，使得这一新兴汉学中心得以延续。自2012年起，他举办名为“中国：经济、权力与未来”的双年学术会议，目前已成功举办至第九届。
8.马拉加大学与塞维利亚大学（US）
自2011—2012学年起，马拉加大学与塞维利亚大学联合开设东亚学士学位，这是西班牙亚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案例。该学位源自安达卢西亚地区亚洲研究中两种不同兴趣方向的合流。
该项目的奠基人是马拉加大学古代史教授费尔南多·伍尔夫。伍尔夫教授专注于南亚研究，并善于协调不同学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一位是韩国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安东尼奥·多梅内克（Antonio Doménech），另一位是致力于推动塞维利亚大学中国与日本研究的希苏斯·桑·贝尔纳迪诺（Jesús San Bernadino）。2009年，伍尔夫与马拉加大学副校长安赫尔·纳尔瓦埃斯（Àngel Narváez）敏锐抓住了通过“安达卢西亚科技计划（Andalucía Tech）”发展该领域研究的机遇，将这一学位纳入包括四个理工类专业在内的项目体系中。
该学位课程设置有两个显著特色。其一，两个学校的课程中设有统一的核心必修科目，然后分为三个专业方向：马拉加校区设有韩语专业，塞维利亚校区则设有日语和汉语专业。其二，该学位在设计上将语言与文学的影响力与区域研究的视角相结合，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旅游和经济等多领域课程。实际上，马拉加大学开设了独具特色的韩语学士学位，以语言通用语为特色，而塞维利亚大学则以汉语和日语教学为重点。
9.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在东亚研究的初创阶段表现突出。2003—2004学年，在安娜·布斯克茨主持下，该校开设了“东亚研究”第二周期学士学位和“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但随着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的实施，这两个学位被取消。2013—2014学年，在新的大学体制下，该校再次开设了由卡尔斯·普拉多负责的“中日研究：当代世界硕士学位”，但此项目现已停办。
10.巴塞罗那大学与阿尔卡拉大学（UAH）
巴塞罗那大学与阿尔卡拉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尽管小众，但却独具特色。巴塞罗那大学专注于与其他大学合作开设学位课程。例如，它与庞培法布拉大学共同开设了前文提到的传统中医学硕士学位，同时与孔子学院合作，开设了“东亚文化与商务”硕士项目。与此同时，阿尔卡拉大学在亚洲研究领域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为中国学生提供西班牙语培训，并开设了以商务为导向的中西会议同声传译硕士学位。
（三）语言学与翻译学学位内的专业方向
西班牙几乎所有涉及亚洲研究的正式学位均集中于上述大学。然而，得益于现代语言学位中亚洲语言专业的开设，以及语言学或翻译学院的教学，西班牙亚洲研究的地理布局得以拓展。除前述的格拉纳达大学外，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拉斯帕尔马斯大学（ULPGC）和瓦伦西亚大学（UV）亦属此列。
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语言学院，马康淑博士是亚洲研究的开拓者。与大多数开拓者一样，她与亚洲研究的首次接触具有偶然性且源于个人原因。毕业后，她曾在台北生活三年，一边准备博士论文，一边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教授西班牙语言文学。1994年，她成功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下属的语言学院开设中文课程。自2000年起，作为该校通用语言学领域的教授，马康淑博士开始为语言学院及其他院系开设关于中国研究的选修课程。通过该校官方课程体系的有力推动，这些努力最终在2010年结出硕果，语言学院正式成立了东亚研究部门。
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现代语言及其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允许学生选择主修中国研究方向的课程体系，并辅以中国研究副修课程。此外，该校还设有韩国研究副修课程。在通识与比较文学学士学位课程中也设置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韩国文化”等相关课程。在大多数语言学专业中，学生亦可将中文和韩语作为选修语言进行学习。自2023—2024学年起，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新设日语副修方向。
另外两所大学尚未受到充分地注意原因有二：其一，具有如此关键地位的两所大学至今尚未发展出完整的学位课程，这一点颇值得关注；其二，我们必须指出，孔子学院在这些大学中事实上发挥了推动“中国研究”发展的关键作用。
在瓦伦西亚，当地孔子学院院长安文龙（Vicente Andreu）堪称奠基性人物。目前，在瓦伦西亚大学，亚洲语言的教学分布于3个本科学位之中。2010年设立的“现代语言及其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加泰罗尼亚语文学”学士学位，均设有辅修方向，可引导学生进入东亚语言与文学的学习领域。“笔译与语际调解”学士学位亦设有中文选修课，学生通过学习可达到《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CEFR）所规定的A2语言水平。
得益于拉斯帕尔马斯大学所设立的“现代语言”学士学位，亚洲研究在地理范围上得以突破西班牙本土的局限。该学位创设于2010年，由当地孔子学院院长励立德（Xavier Lee Lee）推动成立。其授课语言以英语为主，学生在选择第二语言（即辅修语言）时，可以选择英语—法语、英语—汉语两条不同的培养路径。
（四）西班牙亚洲研究正式学位的特点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西班牙的亚洲研究是在与中国建交之后逐步推进的。最初多以个人倡议和零散课程的形式存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研究逐渐扩展至多所高校（如格拉纳达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马德里自治大学）。至90年代初期，首批东亚研究中心（CEAOs）陆续成立。2003年实施的第二周期学位，是推动西班牙亚洲研究发展的第二波浪潮。然而，亚洲研究体系在西班牙真正巩固的关键阶段出现在2008—2009学年，亚洲研究的学士学位正式设立。随后，在2011—2014年间，博士研究课程亦渐次设立。2015—2020年间，亚洲研究类硕士项目也逐渐普及。
要全面理解西班牙亚洲研究的特征，必须分析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地理分布。从这一角度观察，可以发现设有亚洲研究相关正式学位项目的高校集中在4个自治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位居首位，共有4所大学开设相关项目，分别是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庞培法布拉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和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马德里自治区则有3所高校参与，以马德里自治大学为首，此外还有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和阿尔卡拉大学。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同样有3所公立大学涉足亚洲研究，分别是格拉纳达大学、马拉加大学和塞维利亚大学，各自拥有前文已述的研究特色。而在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则有两所大学从事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即萨拉曼卡大学和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在梳理了西班牙亚洲研究在高校体系和地理分布方面的整体格局之后，笔者接下来将对目前西班牙各类正式亚洲研究学位项目的共同特征进行描述与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西班牙的亚洲研究学士学位最早于2008—2009学年开始设置，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阶段为2009—2011年，在这一阶段中设立了3个学位项目；第二阶段是在2015年，萨拉曼卡大学加入其中；第三阶段出现在新冠疫情之后的2020—2021学年，新增设了两项相关学位课程。从地理分布来看，这6个学士学位项目分布如下：加泰罗尼亚设有2项，卡斯蒂利亚—莱昂同样设有2项，马德里与安达卢西亚各设有1项。
如果按照知识领域对这些学位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有5个（占83%）隶属于人文与艺术学科。仅有1个，即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学士学位，归属于社会科学学科。在属于人文学科的学位中，有3个设立于语言或翻译、口译学院，另有2个则设于哲学与文学学院。
在这6个学士学位课程中，有4个设有培养方向。通常在其中3所大学中，这些方向分别对应中文、日文和韩文。巴利亚多利德大学是一个例外，开设的是印地语方向。最后，有4个学位提供学生交换的可能性，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明确规定此类交换为取得学位所必需或强制要求。
官方硕士学位共有15个。其中13个完全专注于笔者所界定的东亚研究领域。其余2个则可视为部分相关，因为它们侧重于翻译，亚洲研究仅为其选项之一。从地理分布来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几乎集中了西班牙一半的硕士学位项目，共有7个；马德里位居第二，有4个；卡斯蒂利亚—莱昂则设有3个，而安达卢西亚仅设有1个硕士学位项目。
进一步细化到院校层面，笔者发现西班牙共有10所大学开设亚洲研究硕士学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有所减弱，仅有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开设4个硕士项目）、庞培法布拉大学（开设3个硕士项目），以及与前两者共办一个硕士学位的巴塞罗那大学等3所高校。马德里自治区也有3所大学参与其中，即马德里自治大学、阿尔卡拉大学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共开设4个硕士学位项目。在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萨拉曼卡大学开设2个硕士项目，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开设1个。最后，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仅有格拉纳达大学开设该自治区唯一的相关正式硕士学位。
所有硕士项目均创设于21世纪初期，其中12个项目（占比80%）诞生于2015—2019年间及21世纪20年代初期。从学科门类来看，有9个硕士项目（占比60%）属于人文艺术学科门类，5个项目（占比33%）隶属于法学与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在西班牙的亚洲研究图景中，唯一的例外是由庞培法布拉大学与巴塞罗那大学联合开设的“传统中医学”硕士项目，归属于健康科学学科。
亚洲研究硕士项目在结构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中绝大多数（约占80%，共12个）均为60个欧洲学分（ECTS）。只有2个项目不同，庞培法布拉大学与巴塞罗那大学联合开设的“传统医学”硕士项目，以及庞培法布拉大学开设的“亚太研究”硕士项目，这两个项目均为120学分。此外，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项目为90学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硕士课程通常并不在其培养方案中设置具体的研究方向。实际上，只有3个硕士项目设有研究方向。具体而言，格拉纳达大学的亚洲研究硕士提供东亚、日本、中国3个研究方向。萨拉曼卡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则可选择专攻日本、韩国或东亚。同时，该校开设的语言与文学硕士项目则提供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方向的专业选择。
此外，共有4个硕士项目为学生提供交换学习的机会，分别是庞培法布拉大学的传统医学硕士和亚太研究硕士，以及格拉纳达大学和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开设的硕士项目。
仅有2个硕士项目采用线上或混合授课模式：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与马德里远程教育大学合作开设的硕士项目；庞培法布拉大学开设的传统医学硕士项目。最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全球研究硕士属于例外，其授课语言为西班牙语与英语各占一半。
至于博士项目，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西班牙尚未设立完整的亚洲研究博士项目，现有的仅为“研究方向”。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方向的数量仍然有限，仅集中于4所大学，分布在3个自治区。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再次占据一半份额：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与庞培法布拉大学于2013年设立相关方向。马德里方面则是马德里自治大学，而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则由萨拉曼卡大学于2014年设立相关方向。
所有博士项目均隶属于人文艺术学科。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设有1个博士项目，其中包含4个完全聚焦于东亚的研究方向。庞培法布拉大学则在其历史与人文学博士项目中设置了2个关于东亚的研究方向。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博士项目包含4个研究方向，其中一个专注于亚洲与非洲研究。最后，萨拉曼卡大学在其以语言学与文学为重点的博士项目中，设有1个关于东亚的研究方向。
最后，就语言学和翻译类专业而言，有4所大学开设了亚洲语言的主修、辅修及相关课程，这些课程均于2009—2012年间设立。它们的设置扩大了西班牙亚洲研究的“地理框架”。正是得益于这些项目，除了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和格拉纳达大学，亚洲语言课程的开设范围延伸到了诸如加那利群岛和瓦伦西亚自治区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此外，在这些城市以及格拉纳达，均设有孔子学院，这通常也是高校有意扩展其亚洲研究学科的一个标志。
结 论
西班牙汉学的诞生原本是为了服务于西班牙王权，作为其“镜子、利剑与盾牌”，充当“异域传教的使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亦如西班牙帝国一般，“从统治世界到清扫曾经属于自己的街道”。正如上文所述，西班牙汉学作为西方世界的先驱，其诞生伴随着帝国的雄心、战士的灵魂与传教的精神。然而，随着西班牙在国际舞台上的逐步衰退，这一传统也逐渐黯淡，直至几乎消失。事实上，除了个别学者的个人努力，1898—1978年间西班牙汉学几乎陷入沉寂。
到了20世纪末，随着中国崛起以及日本在经济上的突出地位，全新的亚洲研究开始涌现。这些新兴的研究与以往的传统汉学几乎毫无关联，其主要特征是依赖个人的能动性，并以大学为主要发展平台。
西班牙亚洲研究的一项基本特征在于其源于个人推动。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一些出于现实需要的年轻的外国人，如佩德罗·圣希内斯与周敏康，以及来自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上层资产阶级的女性，如塔西安娜·菲萨克与多洛斯·福尔奇，共同促成了亚洲研究的制度化进程。这一制度化建设集中于西班牙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城市——巴塞罗那、马德里、马拉加和塞维利亚，以及拥有悠久语言研究传统的老牌大学城——格拉纳达、萨拉曼卡与巴利亚多利德。
在过去20年中，西班牙已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涵盖三个层级的制度化亚洲研究教育体系，分布于12所公立大学，现有21种正式学位。然而，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在这段为时不长的历史时期中，已有13个学位被终止。这种高度的动态变化，甚至可以称之为波动性，源于多种因素，其中立法变更及对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规范的适应尤为关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自满，因为还有若干根本性原因揭示了这一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体系的脆弱性。首先，西班牙与亚太地区缺乏在经济上的决定性联系、在历史上的深层联系以及现实社会中的流动性联系，这使得个人能动性的作用变得尤为关键，因此学科发展往往呈现小规模和“地方主义”的倾向。这也导致了过度的“学术化”现象，即除传统中医硕士学位外，所有学位均属于广义的人文学科范畴，缺乏将西班牙科学技术与亚洲相关领域相连接的“技术型”专业。这使得相关学科及其毕业生对“商业”领域缺乏吸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巴斯克地区在西班牙官方学位网络中的明显缺席。
尽管如此，现今西班牙亚洲研究的正式学位体系已趋完善，既符合需求且呈现增长态势。问题并不源于此。如果我们分析自2000年以来各届西班牙政府发布的亚太行动计划，就会发现学术界已实现了这些计划中的预期目标：培养西班牙专业人才、吸引海外专家、招引亚洲留学生、加强西班牙在亚洲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以及促进亚洲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
此外，西班牙的亚洲研究网络无疑是西班牙语学术共同体框架内的领军力量。在汉学研究领域，唯有墨西哥学院（Colegio de México）的声望可与西班牙主要学术机构比肩。然而，西班牙构建的制度化研究体系已超越整个拉丁美洲的总和，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洲学者在此深造。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以西班牙学术机构与活动为核心的西语系亚洲专家网络正在形成。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该网络能够以共同姿态面对中国这个东方巨人，从而积极影响网络内各个国家与这个亚洲强国之间的关系，并惠及与太平洋彼岸那些同中国在地缘上紧密相连的经济、人口及社会大国之间的互动格局。
〔译者：茆安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校对：刘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耿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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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羽
初审：张焮
复审：王健
终审：沈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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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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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术路径的最终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政惠教授的推动、示范与学术记忆的延续，即本人著作：Raúl Ramírez-Ruiz et al.（迟惠东、郭露露译），《西班牙汉学研究：分析、发展与前景》（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与 Lamola Press，2025）在中国以中文出版。
该书在方法与研究路径上，充分体现了朱政惠教授所倡导的学术理念。首先，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性考察”，具体体现在对西班牙国家官方数据资源的系统利用，如“大学与学位注册系统”（RUCT）与“综合大学信息系统”（SIIU）。这两类数据库因整理与分析工作极为繁复，长期以来鲜有学者加以深入利用。
其次，本书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关切以及明确的学术使命感，这一点在全书结尾提出的十二项发展性结论与建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再次，该书亦展现出显著的探索性与创新精神，尤其是在第十章的统计分析部分，其方法在同类研究中具有明显的突破性意义。
综上所述，该著作亦可被视为朱政惠教授学术事业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不仅强化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与学术规范，同时也推动了西班牙汉学史研究迈向新的学术高度。
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
Raúl Ramírez Ruiz - Renovatio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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