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及其海外中国学研究

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及其海外中国学研究 编者按：

原文：吴媛媛 李瓦 汉学

2026年4月5日 03:01

1996年3月26日，在先师朱政惠的倡导与推动下，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王元化等名家出席，其系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专门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之一，由先生任中心第一任主任（1996-201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在当年的第五期，专门推出由李向平、丁钢、李朝远、盛邦和、谢俊美、陈建华与先生分别以《在中国发现世界》、《域外中国教育研究：一个亟待关注的领域》、《印第安人来源于中国大陆吗？---墨西哥中国学研究一爪》、《日本的中国史学》、《韩国中国学和闵斗基的中国史研究》、《中国文学：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中国学的由来与发展》为题所撰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笔谈”文章。研究中心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为基本背景和依托，以美国并兼及法国、俄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中国学发展史为研究方向。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仅邀请了柯文、何炳棣、巴斯蒂等国际知名学者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还组织召开“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2005年5月）、“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2005年10月）、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2006年6月）、“史华慈与中国：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2006年12月）、“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2007年)、“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1年)、“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趋势与动态学术研讨会”（2019年）等引起学界关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于2004年创办《海外中国学评论》（6辑），同时推出“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出版9部）。在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特推送此文，以表纪念和缅怀之意！

本文原刊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第1辑。

讲座题目：《西班牙汉学：先驱及其被遗忘之路径》

主讲人：拉乌尔·拉米雷斯－鲁伊斯、朱政惠

时间：2012年4月25日

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及其海外中国学研究

吴原元

朱政惠(1947--2013)，我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曾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学会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编委、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被公认为近年来中国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先生“视学术为生命”，恰如叶文心教授所言，“全然不见丝毫自怜自叹的意味，孜孜于学术工作，仿佛这就是(或才是)生命”；亦如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所感慨的那样，“他的学术追求，比其他人更是一种生命的追求，确切来说，更是一种超越生死的追求”。对执着于“学术生命是永恒的，学术才是生命”的先生，旧友故交、门生弟子已撰有不少追忆文章。本文在追忆文章基础之上，就先生的学术人生及其海外中国学研究，做些初步的梗概性陈列。不周之处，请同仁匡正!

一、朱政惠先生的学术人生

朱政惠先生于1947年8月出生于上海，祖籍为江苏南京江宁杨柳村。朱氏为当地望族，其父朱伯隆(1913-1978)，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上海金城银行高级职员，富有同情革命之心，曾在家中掩护过红色教授李平心；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华东师大教育系编译室翻译。先生父亲通多国语言，喜读史书，从事历史研究，这对朱政惠先生日后走上史学研究有着潜移默化之影响。先生曾回忆道，“在我儿时记忆中，他读书很勤奋，家里到处是他购买和收藏的书。家里有一套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近4000册，他每天都看。要找哪本书，告诉书名号码，我就奔过去帮他找。每找到一本书，都会夸奖我，我当然心里也很高兴，长知识了。当时，《人民日报》《文汇报》经常会刊登一些史学研究的文章，他看后常会划个红圈，要我帮他剪下来收藏好。久而久之，我也多少对其中一些问题有印象，什么评曹操、评武则天等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

1966年，先生从上海市曹杨中学毕业时，因各方面表现优秀，获得赴西德留学的资格，但却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如愿成行，并因此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1968年，他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成为安徽黄山茶林场的一名知青。凭借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他担任了黄山茶林场知青连队的指导员，带领知青们开荒造房、种菜、犁田、修筑小水电站，并曾作为工程副总指挥，率领知青在高耸的黄山上炸山修公路。在如此高强度的艰苦劳动之下，他依然每天看书、写诗歌。十年的黄山知青生活，对先生影响至深，他这样总结道，“虽然失去了深造机会，但接触了社会，觉得这种经历也很重要，心胸不一样。农村工作艰辛，对身体、意志都是难得的锻炼，现在想想，对以后求学、治学都很有好处，遇什么问题都不怕，会造就一种百折不饶、越挫越奋的意志和品格。”

1978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结束了知青生涯，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由于十年青春岁月留在农村，使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誓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正如先生的好友曹景行所说，“为了弥补曾经失去的十年时间，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追赶时间，追赶理想。” 在由学士而硕士、博士的十年求学阶段，先生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在读大三时，他即在《文史知识》上发表学术文章《章太炎读史日程》；读硕期间，先后在《历史知识》、《中学历史教学》和《社会科学资料》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他曾这样回忆道，“在由硕士到博士的六年中，我把我的主要精力化到了对吕振羽的史学研究。这六年的探索是艰辛的。为了搜寻吕振羽史学的各种资料，我曾跑了全国数十个城市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访问了吕振羽夫人江明及其家人；我还很认真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种种理论，阅览了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的诸多材料；为了做好这篇文章，写作上花的功夫也相当大，凡几易其稿。”

1988年博士毕业后，先生留校工作，先后在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学生培养处、人文学院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然而，在从事行政工作之时，他并未放弃其所热爱的学术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负责工作，所以教学科研不得不尽量抓紧时间。通宵达旦写作是常有的事。遇到寒暑假，便是我遨游史学王国的最好时机，严寒酷热全部置之脑后了。”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先后出版了《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等专著，并受陈启能、于沛邀请，参与撰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同时在《史学集刊》、《探索与争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吕振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论吕振羽史学》一文，发表于1989年的《历史研究》，这对于刚出道的先生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在专注于吕振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同时，先生亦在探寻新的研究方向。当时先生考虑的两个主攻方向:一是继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以对吕振羽史学的研究与突破为基础，更全面、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二是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走向及其思潮，酝酿写作 “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类的著作。但当先生完成《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一文后，他开始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产生浓厚兴趣。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写了《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后，之前的写作计划就搁置了下来，因为想法有了新变化。历史学界出现的对于海外汉学、中国学关注的情况使我眼睛一亮，感到这也许是我的新使命。”之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产生兴趣，一方面是因李学勤、张芝联等的呼吁让先生深受感触，另一方面则更多是自身学术积累的促进。在先生看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准确理解和把握“源头”至关重要，但社会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状况如何亦亟待解决。为此，先生提出应将史学著作视为史学生命现象加以研究，提出从接受的角度开展史学研究；同时认为，史学的平行比较研究当然重要，但史学的交叉比较研究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更有利于寻找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先生转入海外中国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先生拒绝了到校外担任局级领导职务的诱惑，而且在新千年之际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全力投入海外中国学研究。1996年3月26日，在先生的努力之下，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这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专门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之一。中心成立以后，先生邀请了柯文、何炳棣、巴斯蒂等国际知名学者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在请进来的同时，先生亦曾先后走访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大学中国学机构。2000年，先生又应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赴美国进行为期两年半的访学。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先生驾着一部“老爷车”，走访了全美各地大学的几乎所有中国学研究机构，并拜晤了施拉姆、裴宜理、史景迁、魏斐德、孔飞力、柯文、周锡瑞等众多美国知名中国学家。他这样回忆道，“那老坦克式的小车在高速公路急驶，酷暑中没有空调，只能洞开所有车窗。巨大的集装箱车从小车旁呼啸而过时，剧烈颤抖的小车车身仿佛会被立刻吸入对方车底，碾得粉碎。也永远难忘赴康乃尔大学的那个不眠之夜，山城迷路，无休止地在公路盘旋，精疲力竭，至深夜一点，碰上几个好心的大学生……。”以至到最后一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魏斐德教授见到先生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像学生这样折腾啊!”通过努力，先生在访学期间还获得阅读著名中国学家史华慈档案的特许权。他如是回忆那段“宝库探宝”的经历：“一年里，春夏秋冬，我都是挎着电脑包到档案馆，记得书包带也断过三次。中午，在馆里吃点面包、磕在桌上打个小盹，继续工作。”另外，先生特别注意利用访学时机搜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美国中国学家总结中国学研究史、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中国史学史等方面的资料。当先生结束访学回国时，从海路托运回了十几箱书籍和抄录复印资料。

回国后，先生忘我地投入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事业之中。基于对美国中国研究的实地考察，他撰写了《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研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访问》《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见史景迁教授》以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印象记》等多篇学术考察访问记，并撰著了《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等在学界引起关注和思考的学术文章；同时，基于所抄录的史华慈档案，编著了《史华慈学谱》，并刊发了《史华慈中国学研究析略》《史华慈和他的严复研究》等学术专论。笔者粗略统计，先生在回国后至2006年的四年时间里，出版了《美国中国学史研究》和《史华慈学谱》两部学术专著，撰著的学术论文则有四十多篇。勤于著述的同时，先生积极筹办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自2004年以来，先生组织召开了“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2005年5月）、“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2005年10月）、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2006年6月）、“史华慈与中国：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2006年12月）等引起学界关注的学术研讨会，并于2004年创办《海外中国学评论》。笔者通常于晚上七、八点打电话至先生家，却时常被接电话的师母告知，先生“刚刚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让我晚一点再打过去，并言道“他常常是感觉困了就在书桌上小睡一会儿，醒后继续工作，常到凌晨三、四点。”这即是为何笔者收到先生邮件的时间通常都是在凌晨或清晨的原因。

这种不分白天黑夜的超常工作，最终将先生的身体给压跨。2006年10月，先生被查出患早期肺癌，被迫入院治疗。面对死神的召唤，先生仍以大无畏的乐观精神对待。在手术化疗期间的先生，只要身体能够支撑他坐起来，便在病床上打开电脑投入工作，或修改书稿、或审读学生的毕业论文，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患癌症的病人。以至事隔七年后，先生离世前回胸科医院检查时，当年的主治医生开口就叫“华东师大的大教授来了”。他说，之所以对“大教授”有这份深刻印象，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先生这样坚强乐观，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病床上还搞学问的癌症患者。2007年后，尚处在康复阶段的先生，即投入繁忙的学术事业之中。从2007年至辞世的六年时间里，先生发表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达54篇；完成了百万字的学术专著一部；主编了《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至5辑)以及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9部) ；组织召开了“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2007年)和“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1年)两次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学术会议，并协助举办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培养了25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通过努力，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东师范大学自设海外中国学研究博士点，隶属历史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所有这些工作，先生几乎可说是“单枪匹马”。先生的同事胡逢祥教授曾回忆，“我应邀参与了一辑海外中国学评论的编写，虽说只是把外国最新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翻译、编写，但当中许多的技术问题，如校对、用语习惯等等，使得这项工作十分耗精力。”对此，先生并不以为苦，“这样的工作对我很重要，收获良多。一本本带着油墨清香的著作的出版，让我感到无限欣慰。”

对学术如此忘我的追求，最终将先生本已孱弱的身体彻底击倒。2013年，先生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但先生却似乎全然不知，依然忙碌于其学术事业：10月下旬，先生将写了十年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手稿交付出版；在先生的努力下，《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五辑完成组稿，即将交付出版…… 。先生在病榻上所说得最多的是，“现在手头上的材料，研究到90岁都研究不完”、“再给我一年时间，我还能写几本书”。他曾与笔者多次提及有待完成的学术著作：《美国学者的中国史学研究》、《史华慈评传》、《美国中国学史年谱》……。学术事业是先生一生的追求，在先生第二次入院治疗的前三天，依然如第一次入院那样坐在床上用电脑工作，后来实在拿不动了，就由师母为他捧着电脑，直到后来彻底写不了。无法继续追求其所挚爱的学术，对于先生而言是痛苦的。为此，先生留下遗愿：希望逝后在墓前塑一埋头写字的半身小雕像，在“那边”还要继续写……。

二.朱政惠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特点

如上所述，先生的学术人生并不平常，他在结束了长达十年扎根于农村的知青岁月后，在人生的而立之年才开启其求学生涯；求学结束之后，他虽选择了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却又并未放弃其所热爱的学术，甚至拒绝了更高行政职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正颇具影响力时，却又富有勇气地另辟蹊径，转向海外中国学研究……如此不同寻常的学术人生经历，造就了颇具个性的治学特点。在笔者看来，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考察”。先生经常用“采铜于山”的格言来形容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意义，他曾这样言道，“我觉得史料永远是基础，历史研究是要靠史料说话的，绝对马虎不得。”“脱离史料搜集的研究，就会飘在空中，没有根基，根本不靠谱。”上世纪80年代，先生从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时，非常重视田野考察，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准确把握吕老的革命生涯和其思想，先生不仅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还走遍各地采访吕老生前战友、同事和家人；同时，先生托在日本的友人查找日本人译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篇目等史料。正因为如此，他在关于中国马克思义史家吕振羽的研究中有了许多新发现。比如，他在浩瀚的史料中发现了若干苏联学者对吕老史学成就评论的文章；在东北，他发现了吕老《中国民族简史》1947年4月大连版，从而纠正了通常人们所说的首版是1948年9月光华本的说法。

先生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同样如此。他在研究生的课上，经常批评国内有些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论文，“没有新资料”、“到处转抄”、“无病呻吟”，“或者按照已有的成果，重新理个新系统”。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在践踏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他告诫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务必找第一手资料做论文。先生的《关注国际上海学的前沿研究---对138篇海外博士论文的介绍和评析》一文，建立在阅读近百万字的原始资料基础上形成的；《史华慈学谱》一书，充分运用了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所收集的史华慈档案，“当我接触了史华慈的学术档案，马上被它惊人的丰富的内容所吸引，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的大富矿。……我大概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了全部的资料。……等到完成任务回国时，我已数做了数百页的学谱长编。”《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与反思》等学术专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先生所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先生曾言道，“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为把握中国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走访了几乎全美国所有重要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访问这些学校东亚图书馆的所有中国藏书。”先生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都根基于躬亲实践，注重“田野考察”。笔者曾问及先生这一话题，他淡然一笑：“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骑着毛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搜集资料，躬身垂询边寨老兵。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在先生看来，“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把握的基础上，这个史料必须是你亲自查询的，而不应该是二手的”。

第二，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与使命感。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历史是凝固着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历史工作者是愿意做时代的客卿。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必是会深深地锲入时代的脉博，以一种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面对现实，回应现实，并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对于历史与史学研究，先生即是这样认为，存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体现于各种制度、规范、思想中的“过去”，既是已逝的历史，又是现实存在的前提，在很多方面决定未来的面目。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关系，无疑决定了历史学的时代特征，因此历史学家“都希望自己的成果能起到应有的服务现实社会的作用，完成创造人类文明新成就的学术使命”。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治史观，也是他奉为圭臬的治史标准。正如先生在《史之心旅》一书中所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已是万古不朽的历史结论了。”掌握时代脉搏，体悟时代精神，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先生所专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及其探索成果，所观照的正是当代中国史家的那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

先生从事吕振羽研究时，即通过对吕振羽和他的治史成就的分析，究明其史学的时代意义和发展特点，同时探讨上述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更深层次的关怀，却是因为“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相对薄弱，可以说是才开始起步。但这样大的一个史学流派，不仅主宰当代中国史坛，也是世界史学发展的重要流派，不深入研究是不行的。”因此，先生希望通过对吕振羽的研究，以“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轨迹。”作为体现先生治学具有强烈时代感与使命感的又一明显例子，是先生始终对史学思潮及新兴研究方向保持跟踪研究或关注。尚在读博期间，先生即因关注当时风行于国内学界的接受美学、接受文学思潮，提出“接受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发表了有关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系列论文；互联网兴起后，先生又自费于2002年开始创办“史学研究网”，每天花近一个多小时对网站进行信息更新，籍此了解和掌握了解学术前沿。

先生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是基于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伴随着国门的重新开启，学术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迫切希望了解域外之信息。先生敏锐的察觉这一时代趋向，他曾言：“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无论从队伍人数、机构，还是发表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蔚然成‘学’，对此我们岂能不闻不问，闭目塞听？”面对海外中国学的丰硕成果，先生有着对此急待展开反研究的深切责任感与使命。在《海外中国学评论》创刊号上，先生即言：“只要亲眼目睹他们那些学术研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他们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和学术界，没有感觉、没有学术反馈、没有深入的反研究是说不过去的。”进入新时代后，伴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舞台中央迈进，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世界宣传中国文明与理论实践，提升中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如果还是“仰头看西方”，仅限于介绍海外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那我们只能是西方学术的“传声器”，沦为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与此同时，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走出了对海外中国学陌生的阶段，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应该同海外中国学展开平等对话与批判。如果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抛弃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就不可能同国际中国学界展开真正的对话，在国际中国研究场域中便只能成为失语者。对此，先生有着敏锐的意识，2013年即倡导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进入新的时代，他曾如是言道，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开始是‘不要落后’、‘不要不知天下事’的追赶意识”；第二阶段是“不要迷失自己”，“应该有批判意识和民族自主立场”；“第三阶段就是现在了，是努力确立自己话语权的阶段”。

第三，鲜明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先生在论司马迁的创新时说道:“任何创造都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所谓创造性思维，即在思维领域里追求‘独到’和‘最佳’，在前人和常人的基础上有新的见解、新的突破、新的发现。”对于创造性思维内涵的定义和解释，事实上正是先生对自身治学的要求。在读博期间，受“接受美学”、“接受文学”等思潮的影响，富有创见的在国内首次提出“接受史学”，倡导以新的视角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先生不落窠穴，选取吕振羽这一个案进行掘井式的考察，并重视结合历史时期对吕振羽史学思想的考察，而不仅仅局限于史料价值、史著编撰等方面的介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已颇具影响力。王学典曾这样评价先生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认为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一部‘掘井’之作”，并感慨道“如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人像作者这样在那里锲而不舍地开掘，详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当然可以期待。”张越亦曾这样评价：“朱先生对吕振羽史学的全方位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吕振羽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也使吕振羽研究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中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一位。”然而，此时的先生却以令人感佩的探索精神转向海外中国学。先生虽然一再言道，他转向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丢弃老本行”，并认为其所从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海外中国学这一领域与先生此前所从事的史学史研究毕竟还是有所不同。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始终处在一个异域语境之中，涉及的跨学科知识、非学术因素很多，加上其自身独特的学术传承和思想谱系，都决定了仅仅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究的方法来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转入一个自己从未涉足的领域，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先生却凭籍着其不怕苦及善于钻研的精神坚持下来。张广智先生在评价先生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一书时曾这样言道，“一言以蔽之，其字里行间，不时迸发出来的就是两个字：探索，一种艰辛的探索，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

最能体现先生富有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的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学界主要致力于海外中国研究动态与信息的译介，先生则立足于所在学科，将海外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作为关注点，以史学史方法就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国史学史学界还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很少有学人有此意识。又如，先生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形式编著《史华慈学谱》。这一独创性尝试，可谓是为国内学界的海外中国学家之研究开创了新的形式，并提供了具典范性的案例。这在西方学界实属并不多见，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界亦是独创。再如，在学术界相继推出主题不一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译丛之时，先生独辟蹊径推出主要聚焦于“海外中国学发展史”这一主题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可谓别具新意。其一经推出即引发学界关注，先生的探索与创新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三.朱政惠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就

先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获得国内外学界高度的评价。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这样评价道，“作为一个坚持以各国文化友好交流为使命的人，我特别欣赏朱政惠教授为促进中美学者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所做的毕生不懈的努力。唯有通过相互理解，这个世界才会有持久的和平，而朱政惠教授为这一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亦如是评价，“朱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本杰明·史华慈的研究，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他对跨太平洋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是卓越且永久的。朱政惠教授的学术研究富含深刻见解和创新思维，总能为下一代学者的继续研究提出新计划和新视角。”乔治忠先生则这样评价道，“朱先生善于将史学史研究的眼光、方法，用来驾驭海外中国学的探索，角度新颖，考察透彻，既为学科创新，又是对史学史专业的深切守望，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为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具体言之，先生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治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 今天，域外中国学研究已然成为一门学问，甚至是颇受关注与重视的“显学”。遥想民国时期，除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中寥寥几页介绍外，没有一部以域外中国学史为主题的论著，可以说全无书写域外中国学史之概念。所以出现如此大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即仰赖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与严绍璗、张西平、阎纯德、耿昇等诸位先生的学科化之倡导。早在1995年，先生踏入海外中国学研究之始，即就“何以更深入” 展开思考。先生认为，要真正开展研究，只能“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各个学科按照自己的学科规范和深入对它的探讨。他曾言，“外国学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学科去思考与研究我们的问题，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反研究不能不从对应的专业和具体学科出发，不可能什么学科都涉及。”在先生看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形成之日，便是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之时。正是基于“学科化”的观念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专业出身，先生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主要是依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一学科，采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明确其研究的是海外中国学史，即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研究进程的探讨和总结，研究其特点和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先生虽然倡导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这一学科出发对海外中国学史开展研究，但他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完全等同。他曾如是言道，“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看成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分支；另一方面，在面对其独特性时，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任务和研究内涵的确定，包括学术宗旨、研究要求的另种表述。这也正体现了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之间的特殊关系，它们既有交叉重叠的方面，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两者之间辩证互补，交错受益。在两者研究对象、方法上基本一致的地方，后者需要借鉴和吸收前者的学科方法论;同时，对海外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很多前沿思考和经验，可以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中的有益养分，包括其中的谬误也会是一种难得的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生在致力于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海外中国历史著作、海外学者中国观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沿革等展开梳理与研究的同时，亦将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机构、发展阶段、学术思潮等视之为研究的对象。

其二，丰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化”内涵。晚清民初以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等虽开始对海外汉学投以关注，但多是基于取法与竞胜之需要。1949年后，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以为“了解敌情”而研究之，以致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时间，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仅限于有限的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著作。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日益重视海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探讨。然而，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的关注，依然如严绍璗所说，“是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情报’看待”。

1995年，李学勤提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于李学勤先生的倡导，先生不仅予以积极响应，更是对李学勤先生所倡导的学术史方法进行了具体化与深化，以推动和丰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化。在先生看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采取一种“局内人”的方法，强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注意六个结合：一是，要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二是，要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研究相结合；三是，要和中国与这些相关国家的关系史研究相结合；四是，要和国际学术思潮研究相结合；五是，要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母体语境研究相结合；六是，要与研究对象具体的机构背景和人物特点的研究相结合。不仅如此，先生还就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先生认为，海外中国学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1.海外中国学家及其学术思想；2.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编撰史、发展史；3.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基金会、协会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4.海外中国学的思潮与方法；5.海外的中国经典研究和海外中国相关文献翻译；6.海外中国古籍、文献、文物收藏。围绕上述方面所展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其任务或目标是：对各个国家的中国学发展史有大体的把握与梳理、探索海外中国学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对世界中国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的探讨以及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概况、特点和影响的研究。其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及史华慈、史景迁等美国中国学家的研究，即是在此观念与方法的指引下所展开。正是在先生等人的极力倡导与推动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走出了“学术情报”式的研究，成为有着极为丰富内涵的学术研究领域。

其三，推进美国中国学史研究至新高度。民国时期，由于与美国中国学界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中国学人对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已有所观察，但尚未将其作为一种学问加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人基于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对于美国中国学只限于其学术动态信息的有限了解以及对著述的有选择性翻译。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界方开始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展开梳理，其中有影响的有：孙越生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张铠就美国中国史研究之历史源起与发展所进行的初步探讨；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则主要探讨美国是如何由欧洲传统汉学转向“中国学”，并阐述其中的学术意涵。

先生转入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后，始终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作为主要的聚焦点。在赴美访学两年多的时间里，先生撰著了《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研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访问》、《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见史景迁教授》、《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等有关美国中国学的学术考察访问，这给当时的中国学界带来了有关美国中国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手信息以及知名中国学家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基于在美期间所搜集的资料，先生还就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展开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史华慈学谱》、《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史华慈和他的严复研究》、《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史景迁史学探要》等，这些研究不仅有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更有着令人叹服的口述访谈及档案资料。先生去世后所留下的七十多万字的遗著《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中西书局，2015年），则更是一部厚重之著，是书以历史学为中心，详实呈现美国中国学从开启至21世纪今天的学术发展演变史。此书所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其资料的多样性与一手性，更在于其完整书写出美国中国学发展演变之大体概况与脉络，奠定了美国中国学史的基本框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在指导硕博士生时，或以列文森、孔飞力、魏斐德、富路德、韦慕庭、赖德烈、柯文等美国中国学家为其学位论文选题，或将硕博论文聚焦于某一时段的美国中国学之发展、美国中国学的某一专题、重要学术思潮等。与此同时，先生还就美国中国学史举办过多次具有学术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如“传教士与美国早期中国学”（2005）、“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2006）、“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1)等。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中国学研究成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最为活跃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国别，由此美国中国学研究被推进至新高度。

其四，开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多关注的是中国史家、史著、史学机构及史学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先生则在国内首倡“接受史学”，提出史学研究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史学主体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研究，是对他人或后人接受此前史学著作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研究方法及其编撰思想后的史学诸种情况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三是对史学中介的研究，探讨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1990年代初，先生又就比较史学提出，史学的交叉比较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更有利于寻找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在先生看来，中国近现代以来史学受外界干扰、影响因素相当大，对其考察不能只在国内史学的格局中进行，必须放到国际史学的大背景中交叉比较，才能深刻理解其发展路径和趋向。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先生将研究重点转向关注海外的中国史学研究，撰著有《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探要》、《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等学术专论。在这些专论中，先生虽然是宏观的视角就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域外中国史学研究之概况、代表性学者及论著等作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并就其作更为深入细致的文本剖析，但毋庸置疑的是其为国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论域，使之成为这两个学术领域的新增长点。

同样，在书写域外国家的中国学之学术史时，鲜少有学人注意到研究对象国的中国学家所撰著的梳理自身中国学史之文献，更遑论将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展开探讨。先生则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论域，他曾就此如是言道：“目前国内对第二部分资料（指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家中国学研究史的总结资料）的重视还不够，引进和介绍也薄弱。实际上学术史的清理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历程还是不断有清理和反思文章的，他们本身的反思和认识，对我们认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先生在美访学期间就有意专门搜集此方面的文献资料。回国后，先生就此撰写了《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专论，在系统梳理此类文献的同时，还阐述其对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书写的学术价值。先生曾就此这样言道，“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情况的总结、回顾和反思工作始终在进行”，与美国丰富的中国学成果比较，这类总结和回顾性质的文章并不太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通过研究这些资料以切入美国中国学研究，颇有“抓纲举目”之意，因为“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学发展的大体动向”；不仅如此，还“可以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把握每一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的进展状况，了解其主要学者、代表著作和理论思潮。”正基于此，专门搜集有代表性的美国中国学家总结反思美国中国学的文献，并按照历史的原则将其编选成书出版。先生之论及其探索，放置于今天仍不乏新颖性与启发性。

今天，当我们欣喜的看到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正沿着学术化和学科化方向发展，并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和旺盛学术生命活力时，先生却已离我们而去，未能亲眼目睹今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之盛景，不能不让人倍感伤怀。先生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将其全部的心血倾注于中国史学和海外中国学。他的生命因学术而璀璨，却也因学术而过早的凋谢。然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于其宽度和厚度。诚如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的诗中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先生虽已去往另一个世界，但他却依然如此鲜活、如此真切、如此温暖的活在每一个与其有过交集的人们的心中，以致我们时常觉得也许转身就能再见他那伟岸的身影、和蔼可亲的笑脸!先生是儒雅的绅士、真正的学者、伟大的导师、真挚的朋友，他的学术人生与学术成就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筹备学术研讨会：“历史人物问题研究”（Questions about Historical Figures）

主办：朱政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宗旨：围绕拉米雷斯－鲁伊斯在华访学之研究目标——“从中国自身视角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展开专题研讨

时间：2012年5月25日

排版丨任雅楠

审核丨吴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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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rayectoria académica d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y su investigación en el extranjero sobre estudios chinos.

Original: Wu Yuan Yuan Liwa Sinología

5 de abril de 2026, 03:01

Nota del editor:

El 26 de marzo de 1996, gracias al apoyo y la promoción de mi difunto profesor Zhu Zhenghui,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celebró solemnemente la ceremonia de fundación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Chinos de Ultramar. Asistieron destacados académicos como Wang Yuanhua. Fue una de las primeras instituciones en China, tras la reforma y la apertura, en especializarse en estudios de chinos de ultramar, y mi profesor fue su primer director (1996-2013). En su quinto número de ese año, la *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Edición de Filosofía y Ciencias Sociales) presentó una colección especial de artículos titulada "Discusiones sobr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escritos por Li Xiangping, Ding Gang, Li Chaoyuan, Sheng Banghe, Xie Junmei, Chen Jianhua y mi profesor, con títulos como "Descubriendo el mundo en Chin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educación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un campo que necesita atención urgente", "¿Los nativos americanos se originaron en China continental? --- Una mirada a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mexicanos", "Historiografía chino-japonesa", "Estudios chino-coreanos y la investigación de Min Doo-gi sobre la historia china", "Literatura china: un área importante de la sinología rusa" y "El origen y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stadounidenses". El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toma la teoría histórica y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omo su base y apoyo, y se centra en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así como en otros países como Francia, Rusia y Japón. Desde su creación, el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no solo ha invitado a académicos de renombre internacional como Cohen, Ho Ping-ti y Basti a dar conferencias en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sino que también ha organizado seminarios académicos internacionales que han atraído una gran atención, entre ellos "Misioneros y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temprana" (mayo de 2005), "Historiografía china en una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 (octubre de 2005),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X" (junio de 2006), "Schwartz y China: conmemoración del 90 aniversario del nacimiento del profesor Schwartz" (diciembre de 2006), "Historiografía en una perspectiva global: regional e internacional" (2007), "Historia y situación actual de la sinología norteamericana" (2011) y "Simposio académico sobre tendencias y dinámicas de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en el nuevo siglo" (2019). En 2004, también lanzó la revista «Overseas Sinology Review» (6 volúmenes) y publicó la serie «Overseas Sinolog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9 libros). Este artículo se publica para conmemorar el trigésimo aniversario del centro.

Este artículo se publicó originalmente en el primer volumen de 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onferencia: "La sinología española: pioneros y el camino al olvido"

Raúl Ramírez Ruiz y Zhu Zhenghui

25 de abril de 2012

La trayectoria académica d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y su investigación en el extranjero sobre estudios chinos.

Wu Yuan Yuan

Zhu Zhenghui (1947-2013) fue un renombrado historiador chino contemporáneo que dedicó su vida a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y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Fue vice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China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Teoría Historiográfica, vicepresidente de la Sociedad China para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Sino-Exteriores, miembro del consejo editorial de la "Serie de Compilaciones" del Comité Nacional de Compilación de la Historia Qing y vice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Shanghái para el Estudio de la Cultura Histórica de la Juventud Educada. En los últimos años, se le reconoce ampliamente como un importante erudito en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y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onsideraba la erudición como su vida, como dijo el profesor Ye Wenxin: "No mostraba rastro de autocompasión ni lamento, sino que se entregaba al trabajo académico como si fuera su propia vida". Como señaló Tong Shijun, secretario del Comité del Partido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Su búsqueda académica era más una búsqueda de vida que la de otros; más precisamente, era una búsqueda que trascendía la vida y la muerte". Muchos viejos amigos, estudiantes y colegas han escrito artículos rememorando su vida, pues estaba firmemente convencido de que «la vida académica es eterna y la erudición es la vida misma». Este artículo, basado en dichas reminiscencias, ofrece una visión general preliminar de su trayectoria académica y su investigación en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Por favor, corrijan cualquier error!

I. La carrera académica del Sr. Zhu Zhenghui

El Sr. Zhu Zhenghui nació en Shanghái en agosto de 1947, con raíces ancestrales en la aldea de Yangliu, distrito de Jiangning, Nanjing, provincia de Jiangsu. La familia Zhu era un clan local prominente. Su padre, Zhu Bolong (1913-1978), fue un alto funcionario del Banco Jincheng de Shanghái antes de la fundación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ra un ferviente partidario de la revolución y en una ocasión acogió en su casa al profesor revolucionario Li Pingxin. Tras la fundación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trabajó como traductor en la Oficina de Traducción del Departamento de Educación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El padre del Sr. Zhu dominaba varios idiomas, disfrutaba leyendo libros de historia y se dedicaba a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lo que influyó sutilmente en la posterior trayectoria del Sr. Zhu Zhenghui en este campo. El caballero recordó en una ocasión: “En mis recuerdos de infancia, era un lector muy diligente. Nuestra casa estaba llena de libros que él había comprado y coleccionado. Teníamos una colección de la ‘Colección de Series’ editada por Wang Yunwu, que constaba de casi 4000 volúmenes. La leía todos los días. Si necesitaba encontrar un libro, me decía el título y el número, y yo corría a buscarlo. Cada vez que encontraba un libro, me elogiaba, y yo, por supuesto, me alegraba mucho, porque había aprendido algo nuevo. En aquella época, el Diario del Pueblo y el Diario Wenhui publicaban con frecuencia artículos sobre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Después de leerlos, solía marcarlos con un círculo rojo y pedirme que los recortara y se los guardara. Con el tiempo, también me familiaricé un poco con algunos de estos temas, como la valoración de Cao Cao, la valoración de Wu Zetian, etc. Este tipo de influencia sutil fue realmente muy significativa”.

En 1966, tras graduarse en el instituto Caoyang de Shanghái, obtuvo la calificación necesaria para estudiar en Alemania Occidental gracias a su excelente desempeño en diversas áreas. Sin embargo, el estallido de la Revolución Cultural le impidió viajar, convirtiéndose así en un ejemplo típico de alguien que optó por el camino del "experto blanco" (es decir, convertirse en un "especialista blanco"). En 1968, solicitó voluntariamente ser enviado al campo, donde se convirtió en un joven educado en la plantación de té de Huangshan, en la provincia de Anhui. Con sus excelentes habilidades organizativas y de liderazgo, fue instructor de la brigada de jóvenes educados en la plantación de té de Huangshan, dirigiéndolos en la recuperación de tierras baldías, la construcción de viviendas, el cultivo de hortalizas, el arado de campos y la construcción de pequeñas centrales hidroeléctricas. También fue subcomandante del proyecto, liderando a los jóvenes educados en la voladura de montañas para construir carreteras en la imponente montaña Huangshan. A pesar de este trabajo tan intenso y arduo, seguía leyendo y escribiendo poesía a diario. Los diez años que pasó como joven educado en Huangshan tuvieron un profundo impacto en él. Lo resumió así: «Aunque perdí la oportunidad de continuar mis estudios, entré en contacto con la sociedad y sentí que esta experiencia también fue muy importante. Amplió mi perspectiva. El trabajo rural era arduo, pero fue una oportunidad única para fortalecer mi cuerpo y mi voluntad. Mirando hacia atrás, fue muy beneficioso para mis futuros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No le temía a ningún problema y me forjó una voluntad y un carácter tenaces y resilientes».

En 1978, el Sr. Zhu Zhenghui ingresó a la universidad con excelentes calificaciones, poniendo fin a su vida como joven exiliado y ingresando al Departamento de Histori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Tras haber pasado diez años de su juventud en el campo, valoraba enormemente esta oportunidad de estudiar, prometiéndose a sí mismo "recuperar el tiempo perdido". Como dijo su amigo Cao Jingxing: "Para recuperar los diez años perdidos, dedicó su vida a perseguir el tiempo y sus ideales". Durante sus diez años de estudio, desde la licenciatura hasta la maestría y el doctorado, aprovechó cada momento y trabajó incansablemente. En su tercer año, publicó un artículo académico, "El programa de lectura de historia de Zhang Taiyan", en *Literatura y conocimiento histórico*. Durante sus estudios de maestría, publicó artículos en revistas como *Conocimiento histórico*, *Enseñanza de la historia en la escuela secundaria* y *Materiales de ciencias sociales*. Cabe destacar que, durante el proceso de redacción de sus tesis de maestría y doctorado, recordó: «En los seis años que transcurrieron entre mis estudios de maestría y doctorado, dediqué la mayor parte de mi energía a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de Lü Zhenyu. Estos seis años de investigación fueron arduos. Para buscar diversos materiales sobre la historia de Lü Zhenyu, visité bibliotecas y bibliotecas universitarias en decenas de ciudades de todo el país, y entrevisté a su esposa, Jiang Ming, y a su familia; también estudié con mucho cuidado las diversas teorías de los autores clásicos marxistas sobre ciencia histórica, y leí abundante material sobre el desarrollo de la teoría histórica marxista china en las últimas décadas; para elaborar bien este artículo, también me esforcé mucho en la redacción y revisé el manuscrito varias veces».

Tras doctorarse en 1988, permaneció en la universidad, donde ocupó puestos de liderazgo en la Oficina de Asuntos Estudiantiles de la Escuela de Posgrado y en la Facultad de Humanidades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Sin embargo, a pesar de sus responsabilidades administrativas, no abandonó su amada carrera académica. Como él mismo afirmó: «Debido a mis responsabilidades administrativas, tuve que aprovechar al máximo mi tiempo para la docencia y la investigación. Era habitual que escribiera hasta altas horas de la noche. Las vacaciones de verano e invierno eran el mejor momento para sumergirme en el mundo de la historia, olvidándome por completo del mal tiempo». Además de su intensa labor administrativa, publicó varias monografías, entre ellas *Lü Zhenyu y su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y *Una biografía crítica del pensamiento académico de Lü Zhenyu*. También fue invitado por Chen Qineng y Yu Pei a coescribir *Nuevas exploraciones en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y publicó numerosos artículos académicos sobre Lü Zhenyu y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en revistas como *Estudios históricos*, *Exploración y debate*, *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y *Estudios de historiografía*. Entre ellos, el artículo "Sobre la historiografía de Lü Zhenyu" se publicó en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en 1989, lo que supuso un gran estímulo para el joven investigador.

Mientras se centraba en el estudio de Lü Zhenyu y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el profesor también exploraba nuevas líneas de investigación. En aquel momento, consideró dos enfoques principales: primero, continuar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partiendo de la investigación y los avances en la historiografía de Lü Zhenyu para explorar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de forma más exhaustiva y profunda; segundo, estudiar las tendencias y corrientes intelectuales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contemporánea y prepararse para escribir una obra como «Un estudio de las tendencias en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contemporánea». Sin embargo, tras finalizar el artículo «Los estudios de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ada vez más populares», comenzó a desarrollar un gran interés por este campo. Como él mismo afirmó: «Después de escribir "Los estudios de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ada vez más populares", mis planes de escritura anteriores quedaron en suspenso porque mis ideas habían cambiado. La creciente atención de la comunidad histórica hacia la sinología y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aptó mi atención, y sentí que esta podría ser mi nueva misión». Su interés por los estudios sobre China en el extranjero surgió de dos factores principales: primero, la profunda admiración que le inspiraron las obras de Li Xueqin, Zhang Zhilian y otros; y segundo, y aún más importante, el impulso de su propia trayectoria académica. En opinión del profesor, comprender con precisión los "orígenes" es crucial para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pero también es urgente abordar la aceptación de esta por parte de la sociedad y la academia. Con este fin, propuso que las obras históricas se estudiaran como un fenómeno vital de la historiografía y que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se llevara a cabo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recepción. Asimismo, consideraba que, si bien los estudios comparativos paralelos de historiografía son importantes, los estudios comparativos interdisciplinarios tienen aún mayor valor y son más propicios para encontrar nuevas vías de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Partiendo de este planteamiento teórico, el profesor se dedicó al estudio de los estudios sobre China en el extranjero.

Desde mediados de la década de 1990, resistió la tentación de ocupar un puesto de liderazgo administrativo fuera de la universidad y, a principios del nuevo milenio, renunció a todos sus cargos administrativos para dedicarse por completo a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El 26 de marzo de 1996, gracias a sus esfuerzos, se fundó el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en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una de las primeras instituciones en China dedicadas a este campo. Tras la creación del centro, invitó a académicos de renombre internacional como Cohen, Ho Ping-ti y Basti a impartir conferencias en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Durante este periodo, también visitó instituciones de estudios chinos en universidades de Estados Unidos, Francia y Suecia. En el año 2000, por invitación del Centro Fairbank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Asia Oriental y el Instituto Harvard-Yenching, viajó a Estados Unidos para participar en un programa de investigación visitante de dos años y medio. Durante esos dos años y medio, viajó en un viejo coche a casi todas las instituciones de estudios chinos en universidades de Estados Unidos, y se reunió con muchos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de renombre como Schramm, Perry, Jonathan Spence, Frederic Wakeman, Philip Kuhn, Cohen y Zhou Xirui. Recordó: «Ese viejo coche, parecido a un tanque, iba a toda velocidad por la autopista. Con el calor sofocante, no había aire acondicionado, así que teníamos que mantener todas las ventanas abiertas de par en par. Cuando enormes camiones portacontenedores pasaban rugiendo, la carrocería del coche, que se sacudía violentamente, parecía que iba a ser absorbida por el otro camión y aplastada. Tampoco olvidaré jamás aquella noche de insomnio de camino a la Universidad de Cornell. Me perdí en la ciudad de montaña, dando vueltas sin cesar por la autopista, exhausto, hasta la una de la madrugada, cuando conocí a unos amables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Tanto es así que, cuando llegó al Centro de Estudios Chinos de la UC Berkeley, sus primeras palabras al profesor Frederic Wakeman fueron: «¡Por qué sigues trabajando como un estudiante!». Gracias a sus esfuerzos, también obtuvo el privilegio de consultar los archivos del famoso sinólogo Benjamin Schwartz durante su estancia como investigador visitante. Recordaba su experiencia de "búsqueda de tesoros" así: "Durante todo el año, primavera, verano, otoño e invierno, iba a los archivos con mi maletín para el portátil. Recuerdo que la correa se rompió tres veces. Al mediodía, comía pan en los archivos, echaba una siesta en la mesa y luego seguía trabajando". Además, aprovechó su estancia como investigador visitante para recopilar material sobre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chinos resumida por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y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investigada por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Al regresar a China tras su estancia, envió por mar más de una docena de cajas de libros y copias.

Tras su regreso a China, se dedicó por completo a la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sobre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Basándose en su trabajo de campo sobre estudios chinos en Estados Unidos, escribió varios informes académicos de investigación y visitas, entre ellos: «Los estudios del profesor Schramm sobre Mao Zedong: una visita al Centro Fairbank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Asia Oriental en la Universidad de Harvard», «Un general valiente en la comunidad sinológica internacional: una visita al profesor Jonathan Spence en la Universidad de Yale» e «Impresiones del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China en Estados Unidos: el Centro Fairbank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Asia Oriental en la Universidad de Harvard». También escribió artículos académicos que suscitaron interés y reflexión en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como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en Estados Unidos en el siglo XX», «Una breve reseña de los materiale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dinastía Qing en Estados Unidos y su investigación» y «Resumen y reflexión sobre los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Al mismo tiempo, basándose en los Archivos Schwartz que copió, compiló «Una cronología de los estudios de Schwartz» y publicó monografías académicas como «Un análisis de los estudios chinos de Schwartz» y «Schwartz y sus estudios sobre Yan Fu». Según mis cálculos aproximados, en los cuatro años transcurridos desde su regreso a China hasta 2006, el profesor Zhu publicó dos monografías académicas, *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y *Una crónica de los estudios de Schwartz*, y fue autor de más de cuarenta artículos académicos. Mientras escribía diligentemente, el profesor Schwartz organizaba activamente congresos y revistas académicas. Desde 2004, ha organizado varios seminarios académicos que han atraído gran atención, entre ellos "Misioneros y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temprana" (mayo de 2005), "Historiografía china desde una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 (octubre de 2005),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X" (junio de 2006) y "Schwartz y China: Conmemoración del 90 aniversario del nacimiento del profesor Schwartz" (diciembre de 2006). También fundó *Overseas Sinology Review* en 2004. Solía llamar a casa del Profesor Zhu sobre las 7 u 8 de la tarde, pero su mujer a menudo me dice que "se acaba de quedar dormido en su escritorio" y que debería volver a llamar más tarde. Dice que "suele echarse una siesta en su escritorio cuando tiene sueño y luego sigue trabajando al despertarse, a menudo hasta las 3 o 4 de la madrugada". Por eso solía recibir sus correos electrónicos temprano por la mañana o al amanecer.

Esta incansable ética de trabajo, trabajando día y noche, acabó por afectar la salud del profesor. En octubre de 2006, le diagnosticaron cáncer de pulmón en fase inicial y tuvo que ser hospitalizado. Ante la muerte, mantuvo un optimismo inquebrantable. Durante la cirugía y la quimioterapia, siempre que su cuerpo se lo permitía, encendía el ordenador en la cama y trabajaba, revisando manuscritos o tesis de estudiantes, como si olvidara que padecía cáncer. Siete años después, cuando regresó al hospital de tórax para un chequeo antes de su fallecimiento, su antiguo médico de cabecera exclamó: «¡Aquí está el gran profesor de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Explicó que le había causado una profunda impresión el «gran profesor» porque nunca había conocido a un paciente de cáncer tan fuerte y optimista como él, que, desafiando las convenciones sociales, continuó con su labor académica incluso en la cama del hospital. Después de 2007, aún en fase de recuperación, el profesor se volcó de lleno en su ajetreada carrera académica. En los seis años transcurridos desde 2007 hasta su fallecimiento, 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publicó 54 artículos y trabajos; completó una monografía académica de un millón de palabras; fue editor jefe d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Review* (volúmenes 2-5) y de la "Serie sobr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9 volúmenes); organizó dos congresos académicos de gran envergadura e influencia internacional: "Historia en perspectiva global: regionalidad e internacionalidad" (2007) y "Historia y situación actual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Norteamérica" ​​(2011), y colaboró ​​en la organización de tres "Foros Mundiales sobre Estudios Chinos"; fue mentor de 25 estudiantes de maestría y doctorado; y, gracias a sus esfuerzos, la Universidad Normal del Este de China estableció un programa de doctorado en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aprobado por el Comité de Títulos Académicos del Consejo de Estado, como disciplina de segundo nivel dentro de la disciplina de historia. Todo este trabajo puede describirse como un esfuerzo individual. El profesor Hu Fengxiang, colega del profesor, recordó: «Me invitaron a participar en la compilación de una serie de reseñas sobre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Aunque solo se trataba de traducir y recopilar los artículos extranjeros más recientes sobre estudios chinos, muchos problemas técnicos, como la corrección de pruebas y las convenciones lingüísticas, hicieron que el trabajo fuera muy agotador». El profesor no lo consideró difícil: «Este tipo de trabajo era muy importante para mí y me resultó muy gratificante. La publicación de cada libro, aún con el aroma a tinta fresca, me produjo una enorme satisfacción».

Tal dedicación desinteresada al estudio acabó por doblegar la ya frágil salud del profesor. En 2013, cuando su vida entraba en su recta final, parecía ajeno a todo, aún absorto en su trabajo académico: a finales de octubre, entregó el manuscrito de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inology*, obra en la que llevaba trabajando diez años; gracias a sus esfuerzos, el quinto volumen de *Overseas Sinology Review* se completó y estaba a punto de publicarse… En su lecho de enfermo, solía decir: «Podría estudiar todo el material que tengo ahora, incluso hasta los 90 años», y «Denme un año más y podré escribir varios libros más». Me mencionó muchas veces sus obras académicas inconclusas: *American Scholars’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chwartz* y *A Chronology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inology*… El estudio fue la pasión de su vida. Tres días antes de su segunda hospitalización, seguía trabajando en el ordenador en la cama, igual que durante la primera. Más tarde, cuando ya no pudo levantarlo, su esposa le sostuvo el ordenador hasta que él ya no pudo escribir. La imposibilidad de continuar con su amada investigación le causaba un gran dolor. Por ello, el caballero dejó un último deseo: que se erigiera una pequeña estatua de medio cuerpo suya escribiendo con la cabeza gacha frente a su tumba tras su muerte, para que pudiera seguir escribiendo «allá».

II. Características de los estudios de Zhu Zhenghui sobre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omo se mencionó anteriormente, la trayectoria académica del profesor fue extraordinaria. Tras una década viviendo en el campo, inició su formación académica a los treinta años. Después de completar sus estudios, aunque optó por un puesto administrativo en una universidad, no abandonó su amada erudición, llegando incluso a rechazar cargos administrativos de mayor jerarquía. En la cúspide de su influencia en el camp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valientemente forjó un nuevo camino, dedicándose a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Esta singular experiencia académica moldeó su particular enfoque erudito. En mi opinión,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del profesor presentan las siguientes características destacadas:

En primer lugar, hizo hincapié en la «investigación de campo» de sus sujetos de estudio. Solía ​​utilizar la máxima «extraer cobre de la montaña» para describir la importancia de las fuentes primarias. En una ocasión afirmó: «Creo que los materiales históricos son siempre la base;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debe basarse en ellos para hablar por sí misma, y ​​esto no puede tomarse a la ligera». «La investigación que se desvía de la recopilación de materiales históricos flotará en el aire, sin fundamento, y carecerá por completo de fiabilidad». En la década de 1980, mientras investigaba al historiador marxista Lü Zhenyu, concedió gran importancia a la investigación de campo y realizó arduos esfuerzos en este sentido. Para comprender con precisión la trayectoria revolucionaria y el pensamiento de Lü, no solo consultó una gran cantidad de documentos de archivo, sino que también viajó a diversos lugares para entrevistar a sus antiguos compañeros, colegas y familiares. Al mismo tiempo, pidió a amigos en Japón que le proporcionaran capítulos relevantes de traducciones japonesas de obras históricas como *Estudios sobre la sociedad china prehistórica* e *Historia d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chino*. Precisamente por ello, realizó numerosos descubrimientos en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el historiador marxista chino Lü Zhenyu. Por ejemplo, halló varios artículos de académicos soviéticos que comentaban los logros históricos de Lu Lao en una gran cantidad de material histórico; en el noreste de China, encontró la edición de Dalian de "Una breve historia de las nacionalidades chinas" de Lu Lao, de abril de 1947, corrigiendo así la creencia popular de que la primera edición fue la de Guanghua, de septiembre de 1948.

El mismo principio se aplicaba a la investigación del profesor sobr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n sus clases de posgrado, criticaba con frecuencia algunos trabajos nacionales sobre investigación sinológica en el extranjero por carecer de material nuevo, plagiar por doquier, exagerar o reorganizar resultados existentes en un nuevo sistema. Creía que esto menoscababa la investigación sinológica internacional y no conduciría a ningún progreso sustancial. Nos advirtió que nunca hiciéramos esto y que siempre buscáramos fuentes primarias para nuestros trabajos. Su artículo, «Centrándonos en la investigación de vanguardia de lo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de Shanghái: Introducción y análisis de 138 tesis doctorales en el extranjero», se basó en la lectura de casi un millón de palabras de fuentes primarias. Su libro, *Cronología de los estudios de Schwartz*, aprovechó al máximo los archivos de Schwartz que recopiló durante su estancia como investigador visitante en la Universidad de Harvard. Cuando entré en contacto con los archivos académicos de Schwartz, me sentí inmediatamente atraído por su contenido asombrosamente rico. Me encontré inmerso en una vasta mina de conocimiento sobr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Dediqué aproximadamente un año a leer todo el material… Al regresar a casa tras completar mi misión, había compilado una extensa cronología de cientos de páginas. Sus monografías académicas, como «Breve reseña de los materiales de historia de la dinastía Qing en Estados Unidos y su investigación», «Investigación estadounidense del siglo XX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y «Resumen y reflexión sobre los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se basan en las fuentes primarias que recopiló. Como el profesor afirmó en una ocasión: «Durante mi visita a Estados Unidos, para obtener material de primera man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en sinología, visité las instituciones de estudios chinos de casi todas las principales universidades estadounidenses y consulté todos los libros chinos de las bibliotecas de Asia Oriental de dichas instituciones».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sinología en el extranjero se fundamentó en la práctica directa, haciendo hincapié en el trabajo de campo. Cuando le pregunté sobre este tema, sonrió con serenidad: «Gu Yanwu, al escribir *Las ventajas y desventajas de los condados y estados bajo el cielo*, recogió materiales a lomos de un burro, consultando personalmente con veteranos en aldeas fronterizas.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sinología en el extranjero también requiere este tipo de espíritu». En su opinión, «la investigación debe basarse en un conocimiento sólido de los materiales históricos, y estos materiales deben obtenerse mediante la propia investigación, no a través de información de segunda mano».

En segundo lugar, una profunda comprensión de los problemas contemporáneos y un sentido de misión. Un historiador dijo una vez: la historia es la realidad solidificada, y la realidad es la historia que fluye. En este sentido, ningún historiador se conforma con ser un mero espectador de su tiempo. Un excelente historiador debe sumergirse profundamente en el pulso de la época, afrontando y respondiendo a la realidad con un espíritu constante de pensamiento independiente, dejando su propia huella en la historia. Respecto a la historia y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el profesor creía que la existencia es a la vez histórica y presente; el "pasado", encarnado en diversos sistemas, normas e ideologías, es tanto historia pasada como la premisa de la existencia presente, determinando el futuro de muchas maneras. Esta relación entre historia y realidad determina indudablemente las características contemporáneas de la historia. Por lo tanto, los historiadores "esperan que sus logros desempeñen el papel que les corresponde al servicio de la sociedad contemporánea y cumplan la misión académica de generar nuevos avances en la civilización humana". Esta es la perspectiva histórica que el profesor enfatizó repetidamente, y el estándar que consideraba su principio rector. Como afirma el autor en su libro *Un viaje a través de la historia*, «La historia, como disciplina, está íntimamente ligada a la realidad y posee características propias de su época; esta es una conclusión histórica inmutable». Captar el pulso de la época, comprender su espíritu y dedicar los logros académicos a la sociedad y al pueblo: esta es la misión contemporánea de los historiadores chinos. La investigación del autor, centrada en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y sus hallazgos reflejan precisamente este profundo sentido de responsabilidad y misión entre los historiadores chinos contemporáneos.

Cuando el profesor investigó sobre Lü Zhenyu, analizó su figura y sus logros históricos para dilucidar la relevancia contemporánea y las características evolutivas de su historiografía, explorando además la importancia práctica y académica de dicha investigación. Una preocupación más profunda radicaba en que, «comparativamente hablando,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es relativamente débil, y podría decirse que apenas está comenzando. Sin embargo, esta importante escuela historiográfica no solo domina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contemporánea, sino que también constituye una escuela crucial en el desarroll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undial; por lo tanto, la investigación en profundidad es esencial». En consecuencia, el profesor aspiraba a «comprender la trayec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contemporánea» a través de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Lü Zhenyu. Otro claro ejemplo de la profunda comprensión del contexto y la misión del profesor en su labor académica es su constante seguimiento y atención a las tendencias históricas y las nuevas líneas de investigación. Durante sus estudios de doctorado, propuso el concepto de «historia de la recepción» debido a su interés en las tendencias entonces populares de la estética y la literatura de la recepción en el ámbito académico chino. Desde la década de 1990, ha publicado una serie de artículos sobre las tendencias historiográficas chinas contemporáneas. Tras el auge de Internet, fundó en 2002, por su cuenta, la "Red de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dedicando casi una hora diaria a actualizar el sitio web para comprender y asimilar los avances más recientes en la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La investigación del profesor sobr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e basaba en una profunda comprensión de la época y un fuerte sentido de misión. Con la reapertura de China,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se liberó gradualmente de las restricciones ideológicas y buscó con urgencia información del exterior. El profesor percibió con claridad esta tendencia y afirmó: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China en el extranjero, en cuanto al número de investigadores, instituciones y la cantidad y calidad de los resultados publicados, es considerable y conforma un campo de estudio bien definido. ¿Cómo podemos permanecer indiferentes ante esto?». Ante los abundantes logros d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el profesor sintió una profunda responsabilidad y la misión de realizar una investigación alternativa. En el número inaugural d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Review*, declaró: «Tras haber presenciado personalmente su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uno siente profundamente que es inexcusable que los académicos y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de los países que estudian no muestren ninguna reacción, ni realicen comentarios académicos ni lleven a cabo una investigación alternativa exhaustiva». Al entrar en la nueva era, a medida que China se posiciona cada vez más en el centro del escenario mundial, necesita promover la civilización y las prácticas teóricas chinas ante el mundo, fortaleciendo así su imagen y su influencia en el discurso internacional. Si continuamos "mirando hacia Occidente", limitándonos a introducir un flujo constante de nuevas teorías y métodos en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nos convertiremos en megáfonos de la academia occidental, reducidos a un mero telón de fondo del orientalismo occidental, perdiendo nuestra propia voz y capacidad de reflexión. Mientras tanto, tras casi cuarenta años de esfuerzo,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china ha superado la etapa de desconocimiento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La arraigada tendencia a seguir la sinología en el extranjero debe terminar, y debemos entablar un diálogo y una crítica equitativos con dichos estudios. Si abandonamos la subjetividad y el espíritu crítico inherentes a la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al realizar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no podremos dialogar genuinamente con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china internacional y quedaremos sin voz en el ámbito internacional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l profesor era plenamente consciente de esto y, en 2013, abogó por una nueva era e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Afirmó que nuestr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inicialmente tenía una mentalidad de 'no quedarse atrás, no ignorar los asuntos mundiales' para ponernos al día"; la segunda etapa fue "no perdernos a nosotros mismos" y "deberíamos tener una conciencia crítica y una postura nacional autónoma"; "la tercera etapa es ahora, una etapa de esfuerzo por establecer nuestro propio poder discursivo".

En tercer lugar, un marcado espíritu de exploración e innovación. Al hablar de la innovación de Sima Qian, el profesor afirmó: «Toda creación es el resultado del pensamiento creativo. Pensar creativamente significa buscar la "singularidad" y la "optimización" en el ámbito del pensamiento, logrando nuevas perspectivas, avances y descubrimientos basados ​​en el trabajo de predecesores y personas comunes». Esta definición y explicación de la connotación del pensamiento creativo es, de hecho, un requisito fundamental del profesor para su labor académica. Durante sus estudios de doctorado, influenciado por tendencias como la "estética de la recepción" y la "literatura de la recepción", propuso de forma innovadora la "historiografía de la recepción" por primera vez en China, abogando por una nueva perspectiva en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En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el profesor evitó los clichés, seleccionando el caso de Lü Zhenyu para una investigación exhaustiva, haciendo hincapié en el análisis del pensamiento historiográfico de Lü Zhenyu en relación con el período histórico, en lugar de centrarse únicamente en el valor histórico y la recopilación de obras históricas.

A mediados de la década de 1990, el profesor Zhu ya había adquirido una considerable influencia en el camp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Wang Xuedian elogió su obra *Lü Zhenyu y su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calificándola de "obra pionera en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y comentó: "Si cada punto d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se explorara con la misma perseverancia que el autor, sin duda se podría esperar una historia completa de la historiografía marxista china". Zhang Yue también comentó: "La exhaustiva investigación del profesor Zhu sobre la historiografía de Lü Zhenyu no solo lo convirtió en uno de los académicos más representativos de la historiografía de Lü Zhenyu, sino que también hizo que la investigación de Lü Zhenyu fuera la más completa entre los 'Cinco Ancianos' de los historiadores marxistas chinos de la época". Sin embargo, en ese momento, el profesor Zhu se volcó a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on un admirable espíritu explorador. Aunque afirmó repetidamente que su transición a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no suponía un abandono de su antigua profesión y que su investigación en este campo era una herencia y un desarrollo d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es innegable que el campo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difería de su investigación previa en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omo el propio profesor afirmó: «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siempre se ha dado en un contexto extranjero, que implica un gran conocimiento interdisciplinario y factores no académicos. Junto con sus tradiciones académicas y linajes intelectuales únicos, no basta con basarse únicamente en la teoría histórica y los métodos de la historiografía». Las dificultades a las que se enfrentó al aventurarse en un campo completamente nuevo son comprensibles. Sin embargo, perseveró gracias a su espíritu incansable y su dedicación a la investigación. El profesor Zhang Guangzhi, al evaluar el libro del profesor *Estudios sobr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comentó: «En resumen, lo que emerge constantemente de su escritura son dos palabras: exploración: una exploración difícil, una exploración interminable».

Lo que mejor representa el espíritu de exploración e innovación del profesor es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Tras la reforma y la apertura,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se centró principalmente en traducir y difundir la dinámica y la información de estos estudios. Sin embargo, el profesor, basándose en su disciplina, se centró en la historia y la historiografía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utilizando los métodos historiográficos para examinar a los académic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las obras de estudios chinos, las instituciones de estudios chinos y sus ideas académicas, métodos de investigación y conceptos de compilación. Al examinar sus orígenes históricos y su evolución académica, exploró las características y las leyes de su desarrollo académico. Hasta entonces, pocos académicos, tanto en el camp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como en el d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tenían esta perspectiva. Por ejemplo, el profesor compiló "Una crónica de los estudios de Schwartz" utilizando el formato cronológic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tradicional. Este intento original puede considerarse como la creación de una nueva forma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académic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en China y un caso de estudio ejemplar. Esto es poco común en el ámbito académico occidental y también único en el campo de los estudios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Por ejemplo, mientras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publicaba una serie de obras traducidas sobre estudios de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on temáticas diversas, 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adoptó un enfoque singular al lanzar la «Serie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de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que se centra principalmente en el tema del desarrollo de dichos estudios. Esta iniciativa fue sumamente innovadora. Su publicación atrajo de inmediato la atención de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demostrando el espíritu de exploración e innovación d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III. Los logros de Zhu Zhenghui en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La investigación del profesor Zhu sobr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ha recibido grandes elogios de los círculos académicos tanto nacionales como internacionales. El profesor Zhou Xirui de la Universidad de California comentó: «Como defensor de la misión del intercambio cultural amistoso entre naciones, admiro especialmente los incansables esfuerzos d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a lo largo de su vida para promover los intercambios entre académicos chinos y estadounidenses sobre la historia, la cultura y la sociedad chinas. Solo a través del entendimiento mutuo el mundo puede alcanzar una paz duradera, y 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ha hecho una contribución tremenda a este proceso». El profesor Hamashita Takeshi de la Universidad de Tokio también comentó: «La investigación del profesor Zhu sobr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specialmente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Benjamin Schwartz, siempre ha estado a la vanguardia mundial.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a intelectual transpacífica…» Los logros académicos d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son sobresalientes y perdurables. Su investigación es rica en profundas reflexiones y pensamiento innovador, ofreciendo constantemente nuevos planes y perspectivas para la próxima generación de académicos. El Sr. Qiao Zhizhong comentó: «El profesor Zhu aplica con destreza las perspectivas y los métodos de la historiografía al estudio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us enfoques son novedosos y sus investigaciones exhaustivas, lo que refleja tanto la innovación disciplinaria como un profundo compromiso con el campo de la historiografía. Ha realizado una contribución única e innovadora al desarrollo de la historia». En concreto, los logros académicos del profesor Zhu en el campo d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e reflejan principalmente en los siguientes aspectos:

En primer lugar, impulsó la "disciplinariedad" d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Hoy en día, estos estudios se han convertido en una disciplina académica independiente, incluso en un campo prominente y de gran prestigio. Si nos remontamos a la época republicana, aparte de unas pocas páginas en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de Mo Dongyin, no existían obras sobr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de hecho, el concepto de escribir una historia de estos estudios era prácticamente inexistente. Por lo tanto, este importante avance se basa en gran medida en la defensa de la disciplinariedad por parte del profesor y otros académicos como Yan Shaogang, Zhang Xiping, Yan Chunde y Geng Sheng desde la década de 1990. Ya en 1995, cuando el profesor se embarcó por primera vez e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comenzó a considerar "cómo profundizar". Creía que para realizar una investigación rigurosa, era necesario "descomponer el todo en partes" y "abordar cada problema individualmente", con cada disciplina explorándolo según sus propias normas y su profundo conocimiento. En una ocasión afirmó: «Los académicos extranjeros pueden reflexionar y estudiar nuestros problemas desde diversas perspectivas y disciplinas, como la ciencia política, la economía, la historia, el derecho, la ciencia militar, la sociología, la ética, la medicina, la antropología y los estudios religiosos. Por lo tanto, nuestra investigación sobre ellos debe partir de las disciplinas profesionales y específicas correspondientes; es imposible abarcar todas las disciplinas». En su opinión, el día en que se forme el clúster disciplinario de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erá el día en que florezcan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Basándose en el concepto de «enfoque disciplinario» y en su formación profesional en teoría histórica e historiografía, al realizar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e apoyó principalmente en la disciplina de la «teoría histórica e historiografía», adoptó los métodos de investigación y las normas disciplinares de esta disciplina, y definió claramente su investigación como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sobr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es decir, la exploración y síntesis de la investigación de académicos extranjeros sobre la historia y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s, y el estudio de sus características y leyes.

Cabe señalar que, si bien el profesor abogaba por investigar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historiografía y la teoría historiográfica, no creía que ambas disciplinas fueran completamente equivalentes. En una ocasión afirmó: «Nuestr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puede considerarse una rama de la teoría histórica y la historiografía; sin embargo, ante su singularidad, requiere definir sus propias tareas y connotaciones, incluyendo expresiones alternativas de objetivos académicos y requisitos de investigación. Esto también refleja la relación especial entre la teoría histórica, la historiografía y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i bien comparten aspectos, también poseen espacios relativamente independientes. Ambas se complementan dialécticamente y se benefician mutuamente. Cuando los objetos y métodos de investigación son básicamente los mismos, estos últimos necesitan aprender de la metodología disciplinaria de los primeros y asimilarla; al mismo tiempo, muchas ideas y experiencias innovadoras derivadas de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a de l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pueden convertirse en valiosos aport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teoría histórica y la historiografía, incluyendo las falacias, que también pueden ser una referencia valiosa». Partiendo de esta premisa, si bien se dedicó al estudio de los expertos en histori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las obras de histori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las opiniones de los académicos extranjeros sobre China, sus teorías históricas, sus métodos y la evolución de las instituciones históricas, también consideró como objetos de investigación las instituciones académicas, las etapas de desarrollo y las tendencias académicas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China estadounidense.

En segundo lugar, enriquece la connotación "académica"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China de ultramar. Desde finales de la dinastía Qing y principios de la República, académicos como Wang Guowei, Chen Yinque, Hu Shi y Chen Yuan comenzaron a prestar atención a la sinología de ultramar, pero esto se basaba principalmente en la necesidad de aprender de otros y competir con ellos. Después de 1949, bajo la influencia de la línea ideológica "izquierdista",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China en el extranjero fue descartada como pensamiento académico burgués y estudiada únicamente para "comprender la situación del enemigo". En consecuencia, durante casi treinta años después de la fundación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la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sobre los estudios de la China de ultramar se limitó a la traducción de un número reducido de obras sobre este tema. Tras la reforma y la apertura, los intercambios de China con el mundo exterior se estrecharon cada vez más, y la exploración de China por parte de académicos extranjeros cobró mayor relevancia. Sin embargo, hasta mediados de la década de 1990, la atención nacional hacia los estudios sobre la China de ultramar, como afirmó Yan Shaogang, seguía considerando la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internacional sobre la cultura china como "inteligencia académica".

En 1995, Li Xueqin propuso que "el estudio de la sinología internacional debería adoptar las teorías y los métodos de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académica y, sobre todo, examinar la evolución de la sinología dentro de su contexto histórico social e intelectual". 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no solo respondió activamente a la propuesta de Li Xueqin, sino que también concretó y profundizó el método de historia académica que él defendía, promoviendo y enriqueciendo así el desarrollo académico de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sinología en el extranjero. En opinión del profesor Zhu Zhenghi,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sinología en el extranjero debería adoptar un enfoque "desde dentro", haciendo hincapié en seis integraciones clave: primero, la integración con la investigación política e histórica del país en cuestión; segundo, la integración co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el estatus internacional y la situación interna de China; tercero, la integración co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China y estos países relacionados; cuarto, la integración co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s tendencias académicas internacionales; quinto, la integración co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cultura nacional y su contexto de origen; y sexto, la integración con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antecedentes institucionales específicos y las características de los sujetos de investigación. Además, el profesor Zhu Zhenghui ofreció una profunda exposición sobre los objetos y tareas de investigación de la sinología en el extranjero. El autor considera que los estudios sobr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deben centrarse en los siguientes aspectos: 1. Los académic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y su pensamiento; 2. La recopilación y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3. Las instituciones, fundaciones, asociaciones y grupos académicos relacionados con estos estudios; 4. Las tendencias y los métodos en dichos estudios; 5. Los estudios en el extranjero de los clásicos chinos y las traducciones de documentos relacionados; 6. Las colecciones en el extranjero de libros, documentos y artefactos chinos antiguos. Las tareas u objetivos de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centrada en estos aspectos, son: obtener una comprensión general y una visión general de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diversos países; explorar las características y los patrones del desarrollo y la evolución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analizar la evolución y las características de la imagen global de China; y estudiar la situación general, las características y el impacto de la difusión d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Su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comunidad chino-estadounidense y sobre académicos chino-estadounidenses como Schwartz y Jonathan Spence se llevó a cabo bajo la guía de este concepto y metodología. Precisamente gracias al firme apoyo y la promoción del autor y de otros,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estudios de la comunidad chino-estadounidense en el extranjero ha trascendido la mera investigación informativa y se ha convertido en un campo de investigación académica con un contenido sumamente rico.

En tercer lugar, ha impulsado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a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a nuevas alturas. Durante la era republicana, debido al contacto relativamente cercano con la comunidad sinológica estadounidense, los académicos chinos habían observado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académic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pero aún no la habían estudiado como una disciplina distinta. Después de la fundación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basándose en la crítica a la erudición burguesa, la comprensión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por parte de los académicos chinos se limitó a información limitada sobre su dinámica académica y traducción selectiva de obras. Después de la reforma y apertura, especialmente después de la década de 1990,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china comenzó a examinar sistemáticamente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ntre las obras influyentes se encuentran: *Handbook of American Sinology* de Sun Yueshe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1), la exploración preliminar de Zhang Kai sobre los orígenes históricos y el desarrollo de la investigación sinológica estadounidense; y *La "disciplina prominente" estadounidense contemporánea: Estudios sobr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contemporánea* de Hou Qie'an (Editorial del Pueblo, 1996), que explora principalmente cómo Estados Unidos pasó de la sinología europea tradicional a la "sinología" y dilucida sus implicaciones académicas.

Tras centrar su atención en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el profesor priorizó de forma constant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en Estados Unidos. Durante su estancia de dos años en dicho país, publicó varias obras académicas sobre este tema, entre ellas: «Breve reseña de los materiales y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dinastía Qing en Estados Unidos», «Los estudios del profesor Schramm sobre Mao Zedong: una visita al Centro Fairbank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Asia Oriental en la Universidad de Harvard», «Una figura destacada en la sinología internacional: un encuentro con el profesor Jonathan Spence en la Universidad de Yale» y «Los estudios sobre China del profesor Perry: una entrevista con el director del Centro Fairbank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 Asia Oriental en la Universidad de Harvard». Estas obras proporcionaron a la comunidad académica china información de primera mano sobre áreas de investigación relevantes en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en Estados Unidos y sobre los últimos avances de investigación de reconocidos académicos chinos. Además, basándose en los materiales recopilados durante su estancia en Estados Unidos, realizó estudios de caso exhaustivos sobre destacados académicos chino-estadounidenses, como «Cronología de los estudios de Schwartz», «Los estudios chinos de Schwartz», «Schwartz y sus estudios sobre Yan Fu», «Los estudios de historia Qing del profesor Cohen» y «Una exploración de la historiografía de Jonathan Spence». Estos estudios no solo presentan interpretaciones textuales profundas y meticulosas, sino también entrevistas orales y material de archivo fascinantes. Su obra póstum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centrada en la historia*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5), con más de 700 000 palabras, es aún más sustancial. Centrada en la historia, presenta meticulosamente el desarrollo académico y la evolución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desde sus inicios hasta el siglo XXI. El libro destaca no solo por la diversidad y las fuentes primarias de sus materiales, sino también por su visión general y trayectoria integral d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sentando las bases del marco histórico. Igualmente destacable es su labor de orientación a estudiantes de maestría y doctorado, quienes a menudo elegían temas de tesis basados ​​en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como Levenson, Philip Kuhn, Frederic Wakeman, Frank Flint, William Wesley, Rider Randall y Christopher Cohen, o bien centraban sus tesis en 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durante un período específico, un tema particular dentr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o importantes tendencias académicas. Al mismo tiempo, el profesor también impartió varios seminarios académicos influyentes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como "Misioneros y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temprana" (2005),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X" (2006) y "Historia y situación actual de la sinología norteamericana" (2011). Es precisamente por ello que la investigación en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se ha convertido en el campo de estudio más activo y destacado dentro de la investigación sinológica nacional e internacional, impulsando así la investigación en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a nuevas cotas.

En cuarto lugar, fue pionero en nuevas áreas de los estudios sobre la diáspora china. Durante mucho tiempo, la investigación historiográfica nacional se centró principalmente en los historiadores chinos, las obras históricas, las instituciones históricas y las tendencias históricas. Sin embargo, fue el primero en China en abogar por la "historia de la recepción", proponiendo que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debería incluir tres partes: primero,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el objeto de estudio de la historia, es decir,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as obras históricas, los métodos, las teorías y las ideas; segundo,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receptores o lectores de la historia, es decir,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el impacto social y académico de las obras históricas, y las diversas situaciones históricas y grados de influencia después de que otros o generaciones posteriores hayan aceptado las ideas históricas, los puntos de vista, los métodos de investigación y las filosofías de compilación de obras históricas anteriores; y tercero,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los intermediarios históricos, explorando los factores que intervienen en la difusión de las obras históricas y su impacto. A principios de la década de 1990, propuso además que la investigación en historia comparada, en particular los estudios comparativos interdisciplinarios, podría tener mayor significado y valor, y ser más propicia para encontrar nuevos caminos para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En opinión del autor,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en la época moderna se ha visto significativamente influenciada por factores e injerencias externas. Su análisis no puede limitarse al marco histórico nacional; debe situarse en el contexto más amplio de la historiografía internacional para realizar referencias cruzadas y comparaciones que permitan comprender en profundidad su trayectoria y tendencias de desarrollo. Partiendo de esta premisa teórica, el autor centró su investigación en lo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sobr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publicando monografías académicas como «Una exploración de la investigación de académicos estadounidenses sobr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Una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 sobre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Investigación estadounidense del siglo XX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Investigación de académicos extranjeros sobr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y sus reflexiones», «Diversas cuestiones en la investigación estadounidense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y «Una revisión de los intercambios historiográficos sino-extranjeros del siglo XX». Si bien estas monografías ofrecen una visión general a nivel macro de la investigación historiográfica china en el extranjero, incluyendo la de académicos estadounidenses, describiendo a académicos representativos y sus obras, y ofreciendo un análisis textual más profundo, sin duda abren un nuevo campo de estudio tant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nacional como extranjera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hina, convirtiéndose en un nuevo punto de crecimiento en estos dos campos académicos.

De manera similar, al escribir la historia académica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países fuera de Estados Unidos, pocos investigadores prestan atención a la literatura escrita por académicos chinos en el país de estudio que resume su propi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chinos, y mucho menos la exploran como un tema de investigación específico. Sin embargo, el profesor reconoció con perspicacia que este era un campo que merecía especial atención. En una ocasión afirmó: «Actualmente, en China no se le da suficiente importancia a la segunda parte de los materiales (en referencia a los resúmenes d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chinos realizados por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en sus propios países), y la introducción y difusión de estos materiales también son deficientes. De hecho, la clarificación de la historia académica es muy importante. Los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siguen escribiendo artículos que aclaran y reflexionan sobre el curso de sus propios estudios chinos. Sus reflexiones y comprensiones son cruciales para nuestra comprensión de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stados Unidos». Con base en esto, el profesor recopiló intencionalmente literatura relevante durante su período de investigador visitante en Estados Unidos. Tras su regreso a China, escribió monografías como «Sobre los resúmenes y reflexiones de los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Algunas cuestiones en el estudio de la historia de los estudios chino-americanos» y «Una revisión y reflexión sobre el estudio de los estudios chinos por parte de académicos estadounidenses», revisando sistemáticamente dicha literatura y dilucidando su valor académico para la historia del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chino-americanos. El profesor comentó en una ocasión: «En 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los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han resumido, revisado y reflexionado constantemente sobre sus líneas de investigación». En comparación con el rico corpus de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stos artículos de resumen y revisión son escasos, incluso extremadamente raros. Sin embargo, estudiar estos materiales para comprender la sinología estadounidense equivale a «captar lo esencial», porque «a partir de estos documentos y materiales, podemos observar las tendencias generales en el desarrollo de la sinología». Además, «podemos comprender el progreso de la sinología en cada etapa y período histórico, y entender a sus principales académicos, obras representativas y tendencias teóricas». Partiendo de esta base, recopiló documentos representativos de sinólogos estadounidenses que resumían y reflexionaban sobre la sinología en Estados Unidos, y los compiló en un libro siguiendo principios históricos. Sus argumentos y exploraciones siguen siendo novedosos e inspiradores incluso hoy en día.

Hoy, mientras presenciamos con alegría el floreciente desarrollo de los estudios chinos, tanto a nivel nacional como internacional, que avanzan hacia el rigor académico y la especialización disciplinaria, y que exhiben una vibrante vitalidad académica, nos entristece profundamente el fallecimiento de nuestro profesor, quien no pudo presenciar este florecimiento. A lo largo de su vida, consideró la erudición como su razón de ser, dedicando todo su ser a la historia china y a los estudios chinos en el extranjero. Su vida brilló con intensidad gracias a su erudición, pero también se marchitó prematuramente por ella. Sin embargo, el significado y el valor de la vida residen en su amplitud y profundidad. Como escribió el poeta Zang Kejia en su poema en memoria de Lu Xun: «Algunas personas están vivas, pero ya están muertas; algunas personas están muertas, pero aún están vivas». Aunque nuestro profesor ha partido a otro mundo, vive con tanta viveza, con tanta autenticidad, con tanta calidez en los corazones de todos los que alguna vez se cruzaron con él, que a menudo sentimos que tal vez podríamos volver a ver su imponente figura y su amable sonrisa. Nuestro profesor era un caballero refinado, un verdadero erudito, un gran mentor y un amigo sincero; ¡su vida académica y sus logros serán recordados para siempre!

Preparando el Seminario QUESTIONS ABOUT HISTORICAL FIGURES

Organizado por el Prof. Zhu Zhenghui en el el Center for China Abroad de ECNU 

para dar respuesta al objetivo de la Estancia de Ramírez Ruiz en China: 

"La historia de China desde su propia óptica".

25 de mayo de 2012

Link Directo: Aquí

https://mp.weixin.qq.com/s/OrMN4E-3-MjZVT38-x8-qg?poc_token=HEvd02mjQEQapC9fFqhDYO29riVk-U_-359WwjTn

El Orientalismo. La mirada occidental (despectiva) hacia Oriente. X JORNADAS CHINA, ECONOMÍA, PODER Y FUTURO. Raúl Ramírez Ruiz

Las X JORNADAS CHINA, ECONOMÍA, PODER Y FUTURO ORIENTALISMOS: LA PREEMINENCIA DE LA VISIÓN “ORIENTALISTA” EN LA “ERA DE CHINA”.

Estas Jornadas se celebraron en el Campus de Fuenlabrada, los días 3 y 5 de noviembre, compuestas por seis conferencias a cargo de profesores procedentes de 5 universidades e instituciones culturales, una matrícula de 62 alumnos y un Reconocimiento Académico de Créditos de 0,3 RAC.

Las sesiones se abrieron el lunes tres de noviembre con el Director de las Jornadas, Raúl Ramírez Ruiz, que en su conferencia “El Orientalismo. La mirada occidental (despectiva) hacia Oriente” dio una visión panorámica y general de lo que era, significaba y cómo había evolucionado el orientalismo, para que los alumnos pudieran enmarcar el resto de las ponencias.

El Orientalismo. La mirada occidental (despectiva) hacia Oriente”

Link: https://youtu.be/6xuXObLFafI?si=EugA3NQRSiRR7zaJ 

El orientalismo siempre me ha preocupado. Ya desde mis primeros viajes a China traté de huir de él. El proyecto de investigación con el que viajé a China siempre fue “La historia china desde su propia óptica”. Muy pronto inicié el proyecto de China Mosaic (R3: China Mosaic (#China_Mosaic)

Link: https://youtu.be/FzHu2UwbbDI?si=SfFgYGlqgJQkBlU1

R3: China Mosaic (#China_Mosaic) es un viejo proyecto del Prof. Raúl Ramírez Ruiz, que pretende construir una imagen de China a través de miles de teselas individuales, videos cortos, de momentos distintos que individualmente no significan nada, pero que en conjunto pueden dar una imagen de China.

Link: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NLR_4_ksf5kAfbj3AW8FT1oKn01S7Zch&si=DHkf9-jV3NmnIjY1

R3: China Mosaic es una imagen cubista, por lo polifacética, atemporal y no espacial; y una imagen dadaista, por la carencia de hilo conductor, o por la aparente intranscendente de su contenido. No se trata aquí de querer exponer nada científicamente, y menos el "alma de china" o su "pulso", sino que a través de flash instantáneos e independientes de China buscamos captar "algo" de la cotidianeidad de la vida en el Zhongguo, de su realidad, de su punto de vista, como siempre se ha intentado en GRUPO DE INVESTIGACIÓN EN RELACIONES ESPAÑA CHINA DE LA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GIRECh_URJC),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chino. Pero sin olvidar, que en el fondo somos unos "foreigners" (外国人) que no podemos librarnos de cierto "orientalismo" en nuestra mirada.

•       El Orientalismo, tal como lo define Edward Said (1978), es un estilo de pensamiento y un discurso académico, literario y artístico basado en una distinción (ontológica y epistemológica) entre "Oriente" y "Occidente".

•       El Orientalismo es un sistema de representaciones construido por Occidente para dominar, reestructurar y tener autoridad sobre Oriente.

•       El Orientalismo es un discurso de poder que crea un Oriente imaginario, exótico, despótico y atrasado, para justificar la superioridad occidental y la intervención colonial-imperial-democrática-Occidental.

En definitiva, el orientalismo es una Construcción discursiva pues el “Oriente” es una invención cultural. No se trata de un lugar real sino de una representación creada por textos, arte, ciencia, literatura y política occidentales. Por eso el orientalismo no desaparece, muta en la globalización, el Oriente ya no es solo “exótico” o “atrasado”, ahora es:

• Es amenaza (China),

• Es mercado (K-pop, anime),

• Es aliado incómodo (India),

• Es víctima (uigures, palestinos).

• En el siglo XXI, el orientalismo se transforma en neocolonialismo cultural, donde las viejas jerarquías coloniales se mantienen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globales, la economía simbólica y la representación del “otro” en el consumo y la cultura digital.

• El poder ya no se ejerce desde los ejércitos o los gobiernos, sino desde la imagen, el deseo, la narrativa y la circulación cultural global.

Renovatio (anti)Orientali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