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凭借西班牙政府的何塞·卡斯蒂略洛(José Castillejo)奖学金来 到中国,计划待六个月。我的研究项目是“从中国视角看当代中国历史”。我被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接收,该中心由朱政惠教授领导。我对华东师 范大学一无所知,对这位教授也毫不了解。
毫无疑问,那次学术访学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大冒险。此外,我带着整个家庭 前往上海:我年轻的妻子和一岁的双胞胎女儿。我对中文一无所知,英语口语也 很差。
我为什么选择踏上这样一次冒险之旅呢?西班牙政府为什么会授予我一项在 中国度过一个学期的重要奖学金呢?
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将中国和西班牙关系的性质放入一定的背景中,了 解在西班牙中国研究是什么,以及西班牙本国的某些特殊性。
一、中国—西班牙关系0的性质
西班牙是一个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家。与美国或德国不同，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并不密切。西班牙与中国之间没有近期的正面或负面关系（如英国或法国），也没有像秘鲁、古巴、，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其他西语国家那样，有一个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华裔混血社群。最后，西班牙的华人移民社群还非常年轻，尚未在学术、经济或社会权力圈中站稳脚跟，因此对中国也没有产生足够的兴趣。
然而，正如我经常与朱政惠教授讨论的那样，西班牙是西方汉学的奠基者，是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先驱者。
与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儿乎同时，伊本．自图泰 (lbn Battutah, 1304-1377)是一位出生于丹吉尔(Tangier,位于穆斯林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旅行家和探险家，他在马林(Merini)王朝时期，进行了为期二十四年的东方旅行，称为“一行”(rihla)。他千1325年6月13日开始旅程，时年仅21岁，游历了当时整个穆斯林世界。他从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Calicut)出发，前往马尔代夫(Maldives), 然后到达吉大港(Chittagong)、苏门答腊（Sumatra)、越南，到达中国福建泉州，然后继续北上到杭州。最后，通过大运河，自称到达了北京（当地称为燕京），他描述了元故宫。晚年时，他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口述给西班牙格拉纳达(Granada)的学者伊本．于萨伊(Ibn Yuzayy)。这部作品的标题可以翻译为《为那些思考城市和旅行奇迹的人而创作的杰作》(A Masterpiecefor Those Who Contemplate the Wonders of Cities and the Wonders ofTravel),但通常简称为《旅行》(The Travels)。
离我们最近的第一个明显为西班牙裔的旅行家是鲁伊·冈萨雷斯·德·克拉维霍(Ruy Gon兹lez de Clavijo,约1350-1412),他在1403—1406年间率领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Castilian King Enrique III)的使节团前往苏丹帖木儿 (Sultan Tamerlane)那里， 试图与之建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联盟。 在完成使命后， 他写了一本编年史， 题为《伟大的帖木儿的生平和事迹， 以及关于他帝国版图和领地的描述》(Life and Exploits of the Great Tamorlane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ands of His Empire and Dominion)， 也被称为《帖木儿的历史， 鲁伊·冈萨雷斯·德·克拉维霍奉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之命所作的旅行和使节之旅的叙述和报告》(History of the Great Tamerlane, and Itinerary and Narration of the Journey and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hat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Made To Him by Order of King Henry the T hird of Castile)。 伟大的帖木儿的首都设在撒马尔罕(Samarkand)。 这本编年史记录了为期三年的旅程， 融入了奇幻元素， 是中世纪卡斯蒂利亚文学中的珍宝之一， 堪与马可·波罗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Book of Wonders)姥美。
在他之后， 我们又可发现西班牙人的伟大历史壮举：抵达美洲。 西班牙人于 1492年抵达美洲， 而葡萄牙人则于1498年抵达印度。 这两个伊比利亚大国决定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 并在教皇的认可下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4)。该条约规定西班牙可以探索和征服开普韦德岛以西370海里的所有土地， 而该线以东的土地则归葡萄牙。该条约限制了西班牙在亚洲扩张的可能性， 将 他们的存在限制在菲律宾群岛。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 从16世纪到18世纪初， 只有西班牙人知晓从菲律宾穿过太平洋的 “ 回程之路” 或称为 “龙卷风之旅” (Toma viaje)。 当时， 太平洋被视为 “ 西班牙湖” 。
随着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殖民， 统治太平洋， 创建三角贸易， 通过马尼拉的船只连接亚洲、 美洲和欧洲， 出于满足西班牙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对全球信息的需求， 西班牙汉学诞生了。
西班牙汉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天主教信徒， 他就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一1552)， 天主教会尊他为印度使徒(Apostle of the Indies)。 他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 —1556) 的亲密朋友， 曾在印度和日本担任传教士。1552年， 在从H本前往印度的途中， 他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又称三川岛）停留， 在那里等待进入大明帝国的许可时去世。
从那时起， 中一西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1) 西班牙的 “帝国野心”：西班牙人 “统治着海洋＂，梦想征服中国和在中国传教
西班牙人是唯一掌握太平洋航行秘密并从美洲冒险中获得大量白银的人。他们认为将这些 “潜在的财富＂ 利润最大化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进行贸易，将美洲白银兑换成中国商品。因此，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模式，西班牙商船－马尼拉船只每年两次横跨太平洋，将菲律宾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联系在一起。马尼拉船只成为接下来三个世纪(1561年至1815年）西班牙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中轴。西班牙决定以马尼拉为据点掌管这桩贸易。中国商人将他们的商品带到马尼拉，在那里与西班牙商人进行贸易。一个庞大的华人聚居地在马尼拉逐渐建立起来。为了向这些中国人传教，驻扎在马尼拉的多明我会修士开启了西方汉学，比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一1610,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创始人）首次访问远东早几十年。其中第一个多明我会修士是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 一1578)，张恺称他为 “ 第一个西方汉学家” 。拉达的形象集合了15世纪和16 世纪西班牙走出去征服世界的两副面孔：天主教传教士和征服者。他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大使(1575年），他前往中国收集关于这个遥远国家的信息。另一个重要的修士是胡安·科博(Juan Cobo, 1546 一1592)，他在1588年首次将一个中国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善心的富贵之镜》(Rich Mirror of the Good Heart，即《明心宝鉴》，1393年范立本编纂）。与此同时，伯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 1537 一？）绘制了第一份包括中国省级区划的欧洲地图。该地图附在他的著作《航海话语》(The Navigational Discourse, 1577)的英文版中，详细描述了明朝的情况。这也是第一部包含了印刷的中文字符的欧洲作品。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 一1618)。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 “ 文艺复兴人士” ，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张恺教授将他描述为 ＂ 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庞迪我是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的主要人物之一。
(2) 西班牙的衰落与传教士主义(18 —19 世纪）
在1640年至 1713年间，西班牙的全球霸权逐渐崩溃。西班牙王室放弃了其帝国主义政策，转而采取纯粹的防御姿态，旨在维持对大西洋的控制，并确保对亚太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控制。 后者包括菲律宾和一些岛屿及群岛， 如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与西属美洲保持联系的领地。 在这个新的背景下， 西班牙帝国专注于保护马尼拉船只贸易。中国商品与西属美洲领地之间的白银交换仍然非常频繁， 当时刻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1716-1788)肖像的银币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 与此同时， 西班牙加大了在菲律宾传教的力度。
在18 —19世纪， 有两个历史事件对西班牙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是 “ 礼仪之争”， 这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因中国基督教与儒家仪式之间的高度融合而发生了争执， 中国基督教最终接受了儒家礼仪。 这场 ”争议” 以雍正皇帝诏令(1724年）将天主教传教士从中国驱逐出境而告终。 其次， 拿破仑战争导致了1808年法国入侵西班牙。 对千西班牙来说， 那一年标志着其国内连续三十年(1808 一1839)无休止战争的开始， 标志着自1500年以来西班牙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角色的终结， 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逐渐衰落， 西班牙吞下了在美洲大陆失去了所有领地的苦果。
尽管帝国巳经崩溃， 但直到1898年， 西班牙还一直控制着菲律宾和太平洋中部的其他领地。 然而， 在鸦片战争时期， 西班牙并未参与任何针对衰落的清朝的西方冒险行动。 在19世纪， 西班牙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贸易活动。 因此，它几乎无法从中国对西方屈服的所谓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获益。 西班牙千1864年按照现代规范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签署了友好贸易条约， 清朝政府允许西班牙在北京开设公使馆， 在上海、广州、 温州和其他重要地区设立领事馆， 并在中国设立了宗教团体。 西班牙和中国的档案记录了两国之间这种精简的关系， 这些档案反映了菲律宾商人、军火商和冒险家等各色人等在中国的活动。 他们都是想在中国发财致富的个人， 但从来没有代表西班牙国家的意图。
(3) 进入虚无的尾声， 个人和制度真空(1900 —1973)
随着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 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完全停滞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也出现过像伯纳多·科洛甘大使(Ambassador Bernardo Colog知，他在任期内主持了著名的《辛丑条约》的谈判）这样的大人物， 或者1910年力拓(Rio Tinto)公司铜冶炼厂的两名冶炼工在甘肃省府开办的一座冶炼厂的经历， 只是在两国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普遍处于真空状态的背景下的个别软事。
西班牙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下一个 关键条约是在普里莫·德·里维拉 (Primo de Rivera, 1870 —1930 )独裁统治期间于1928年1 2月2 7 日签署的。 在内战期间， 西班牙有两种立场： 一方面， 佛朗哥(Franco)支持《反共产国际协定》(193 6年）；另一方面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 作为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 1886一1978) 在日内瓦捍卫中国领土的完整性。 在1939年至1941 年间， 西班牙与汪伪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将西班牙外交网络扩展至北平（今北京）周边地区。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两国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更糟。 西班牙并未承认这个革命的中国。
( 4 )中—西关系的复兴( 21世纪）
197 3 年 3月9日， 西班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从那一刻起， 媒体开始承担起扭转中国形象的责任， 这种形象在过去 一个世纪里已经被培养出来。“黄祸＂ 论已被 “ 红色恐怖＂ 论所取代， 但现在是时候基于中国人民数千年 历史、他们在逆境中奋斗的能力以及与苏联的共同盟友地位来创造一个新形象了。
1975年11月20 H， 佛朗哥去世， 几个月后， 毛泽东去世。 西班牙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King Juan Carlos I) 的领导下选择了民主制度， 而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定朝着由中国共产党监督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从1978年开始，中国非常重视经济领域的发展。那一年， 西班牙的年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自那时起直到 20世纪末， 出现了一 种新的、 焕发活力的中一西双边关系。一 种具有重要社会经济成分的新型关系开始诞生了。 这种新型关系与全球超级大国中国之崛起相吻合。在这种背景下， 尽管中国和西班牙在地理位置上和历史上看似遥远， 但 “一带一路” 倡议为西班牙与中国关系的复苏提供了新的希望。
二、西班牙第三代汉学家和劳尔
考虑到上述对中西关系特点和动态的描述，我们更容易理解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制度真空和自1898年以来在菲律宾以及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个人或跨文化关系完全被抛弃的情况下， 某些个人的突出地位。
事实上， 西班牙亚洲研究的创立， 得益千个人的倡议。 首先， 我们要提到六个人， 其中三个是外国男性， 分别是佩德罗·桑吉内斯 (Pedro Sangines, 法国人）、 周敏康 (Minkang Zhou, 中国人） 和肖恩·戈尔登 (Sean Golden, 爱尔兰人）， 还有三位女性， 两个来自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的中产阶级家庭， 分别是达西安娜·菲萨克 (Taciana Fisac) 和多萝丝·弗尔克 (Dolors Folch)， 还有一个外国人， 小野白石 (Minoru Shirayshi, 8本人）。 与他们并肩的， 在这个 ＂ 萌芽” 一代的人中， 我们还可以提到分散在各个大学的第二代西班牙汉学家：奥斯卡·拉莫斯 (Oscar Ramos, 巴利亚多利德大学）、 维森特·冈萨雷斯 (Vicente Gonzalez, 萨拉曼卡大学）、 孔苏埃洛·马可 (Consuelo Marco, 康普顿斯大学）、 费尔南多·伍尔夫 (Fernando Wulf, 马拉加大学） 或弗洛伦蒂诺·罗道 (Florentino Rodao, 康普顿斯大学）。
我所属的第三代西班牙汉学家是在令世界震惊的 ＂中国崛起” 的热潮中诞生的。 西班牙政府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促进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机遇。但政府很快意识到，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 并与中国做生意， 需要研究东亚的专家。 只靠前面提到的第一代汉学家显然是不够的。第一代西班牙汉学家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 或多或少是凭借运气， 在他们的领域建立了教学和科研团队， 但他们一直缺乏人员和资金。
我的大学， 马德里的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也发现了这是推出新的亚洲研究的机会。 在马德里商会， 有一个经济学硕士项目， 所有毕业生都希望与中国做生意。 在这种压力下， 该硕士项目的负责人联系了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组织了一个附属于该硕士项目的 “ 亚洲专家课程” 。 这是一个为上述硕士项目课程的毕业生而开设一整个学期的课程， 毕业生们可以自愿参与。
这门课程的具体名称是 “亚洲研究专家课程：地缘政治、历史、文化、新兴市场、传媒和国际关系＂。 该课程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视角， 介绍当前正在亚洲发生的事件， 这些事件正在为世界塑造一种新的全球多极格局。 该课程从2006年持续到2012年。
之所以称之为 “亚洲研究专家”，是因为在西班牙仍然存在对仅谈论中国的担忧。通常，被称为 “亚洲” 的一切实际上是指 “中国”。尽管如此，该培训计划被设计为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整个东南亚地区。“亚洲研究专家课程” 的组织者们面临着巨大困难，因为他们很难招募到在他们设计的非常有趣的 “亚洲” 主题上具备专业能力的教授团队。西班牙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他们不得不转向愿意从零开始学习这门学科，并愿意学成后再去教授这门学科的年轻人。
我就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员。2005年，我完成博士学位后，从我的家乡科尔多瓦搬到马德里，在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工作。我的专长是研究我所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20世纪历史。但我当时年轻，我有不知疲倦工作的力最，我想结婚生子（而且这个工作提供了一小笔奖金），此外，亚洲历史和文化的课题对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
我是安达卢西亚北部一个名为伊诺霍萨－德尔杜克(Hinojosa del Duque)的小村庄的农民的儿子。对我来说，历史学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是我从我的父亲奥古斯丁(Agustin)那里继承而来的。在我的青春期，从12岁起，每天下午我都会去农场帮助父亲照看我们养的奶牛。晚上，在开始做家务活之前，我会观看中央电视台与NHK合作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这部纪录片通过回顾自己海外影响的鼎盛时期，展示了中国希望向世界开放的愿望。我带着仰慕的心情观赏西安、塔克拉玛千沙漠、河西走廊、西藏和通往印度的通道、新疆等地的风景，然后去干活，一边完成单调的任务，一边在脑海中梦想着那些地方。我自学了中国历史，当教授那门课的时候，我已经训练有素了。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西班牙，凡是称为亚洲的东西，其实就是指中国。学生们只对中国感兴趣，而且在2006年至2011 年间，这门课程得到了发展， 2008年至2011年期间我们开始组织学生去中国旅行。当时我的教授兼上司路易斯·帕拉西奥斯(Luis Palacios)建议我们根据他多年来研究的所有资料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西班牙语（不仅仅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整个西班牙语系社会） 中没有一本用西班牙语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少数可以找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是欧美大汉学家的翻译作品，而且甚至这些书籍都找不全，翻译质量也参差不齐。在西班牙，中国仍然是一片东方主义的领域， 正如周敏康教授所言， 出版和销售（并不意味着阅读）最多的中国书籍是《道德经》。
从这份正作中产生了《中国历史、 思想、 艺术与文化》一书， 由阿尔穆萨拉 (Almuzara) 出版社千 2011 年出版。这是 20 世纪和 21 世纪第一本用西班牙语撰写的中国通史。 该书的出版时间与 “ 亚洲研究专家课程” 的结束时间几乎重合。 在西班牙， 亚洲研究仍然像外来植物一样， 需要大量的照料和关注才能生存下去。 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商会不得不削减成本， 而这门课程也成了牺牲品。
三、拉米雷斯－卡萨尔家的中国押注
对于我的学术和个人生活来说， 出现了一个超越纯粹学术范畴的困境。 课程结束， 书籍出版， 我可以轻易地放弃这个课题， 回到当代西班牙历史上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也是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历史系想要的方案。 放弃中国历史研究是现实生活强加给我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其他因素阻挡了这种自然 ＂逻辑“ 发展。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 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了西班牙。 几乎就在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的同一个月，科尔多瓦大学解雇了全部考古学家团队成员， 其中包括我的妻子。经济危机也使我在马德里的大学的关系变得紧张， 那里有几十名年轻人被解雇了。 因此， 我发现自己处千巨大的工作和情感紧张的境遇之中， 前景一片黯淡。这些情况似乎也预示着我应该巩固我在西班牙史研究领域的职位， 最终放弃将 “中国问题”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然而， 除了所有这些， 还有一个几乎没有人考虑到的因素：多年来学习中国历史使我真正爱上了中国， 追求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热情。因此， 学院支持我去中国的可能性，但这是一个赌注： “如果你获得了资助， 就去中国吧。” 他们并不是真的支持我搞中国研究， 没有人指望我能获得研究资助。 我们再次面对西班牙社会的 “ 东方主义＂。 在那个时候， 见人就说我要去中国啦， 人家会认为这是一种追求异国情调的疯狂行为， 这种看法可能是由于上述情况的压力造成的， 人们认为我的研究最终将一文不值。 此外， 由于在大学和教育部缺乏高层次的人脉关系， 我能被授予像何塞·卡斯蒂略洛奖学金这样享有声望的资助的机会有多大？实际上希望渺茫。 然而， 他们忘记了我已经教了五年多的亚洲问题课程， 并且是一本500多页关于中国历史的开创性专著的主要作者。
四、我们到达中国， 与一个聪明和慷慨的人相遇
上司和同事们从未想到我会去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中国没有 “关系” (guanxi)。 即并不是因为我不懂中文， 而是因为我在中国不认识任何人。那些年间， 中国学生几乎成群结队地来到西班牙。 一 个来自上海的陈姓年轻女子就是其中一员， 她在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国际服务部工作。
何塞·卡斯蒂略洛奖学金需要一个接收访问学者的大学和负责接待访问学者的教授。陈给了我两个大学供选择， 她认识这两个大学负责国际关系的人：广州的中山大学， 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 我立刻选择了上海。 我之前访问过中国， 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 上海似乎是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城市， 对千一个西方家庭来说， 它的文化比北京更容易融入。 我对广州一无所知， 它也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在上海接待我的中心名为 “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 并且与我进行的计划 ( “ 以中国视角看当代中国历史” )完全契合， 这是一个加分项， 但并不是我选择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决定性因素。
抵达中国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在2012年2月， 我独自一人到上海， 任务是了解大学、环境， 并为我妻子和一岁的双胞胎女儿寻找合适的住所。
我独自一人抵达中国。我记得那些时时刻刻， 宛如今日。飞往世界的另一边， 与朱教授的学生们在机场初次接触， 抵达闵行校区， 见到朱教授和王燕。接下来的一天， 我在朱教授的陪同下，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接受了正式接待。
我糟糕的英语尤疑让大家大吃一惊。但这是证明朱教授伟大的第一个证据，我是在与一个聪明、见多识广、 了解世界的人打交道。他完全宽容我的不足， 并看到了我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汉学家的潜力。 他无时无刻不帮助找， 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完全了解一个将带着年轻的妻子和新生的女儿们来中国生活的年轻学者有什么需求。
朱教授对我的理解和慷慨超越了学术范畴。他费心费力亲自陪同我在上海各处寻找出租房。我最终决定在 长宁路租房子，选择了中山公园旁的圣约翰名邸，他陪同我去签订合同，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以免我受到任何不公平待遇。
当我的妻子和女儿们终千在 3月份抵达中国时，朱教授的帮助无微不至，他真正成为我女儿们的 “朱爷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的西班牙学术机构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
我们在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举行了三次工作会议，地点是在我想念已久的闵行校区，分别是： “关于历史科学问题”(2012年4月ll H)、“关于历史事实和历史分期问题'(2012年5月9日）、“关千历史人物问题”(2012年5月23日）。
我做了两次主旨演讲：《西班牙汉学研究：先驱和被遗忘者》(2012年4月 25日） 和《欧洲汉学研究：帝国、思想与人物》(2012年6月13日）。
2012年5月10日，朱教授在上海的塞万提斯学院为拙作举行了新书发布会，给予我极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他在《文汇报》 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我的书，题为《西班牙汉学研究的新成果》。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才能够理解，对于任何汉学家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 份报纸上得到评论是多么重要啊！对千一个来自西班牙南部农民家庭的儿子来说，这可太棒了！这一成功完全归功于朱政惠教授巨大的慷慨。
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学术尊重和个人情感的私人关系。我对朱教授作为一位真正的导师充满了敬意，也产生了亲情般的感情。朱教授甚至邀请我和我的家人去他家和他的家人见面。从那时起，我可以说在中国有一个家了。
最终，我有幸通过他的人生来了解当代中国。在个人的亲情和学术尊重之外，还增添了对他的敬佩之情，这是至关重要的。对我来说，朱政惠起初是一位年长的教授，尽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出色的工作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各地都树立了声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看来，他的人生，可以说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经历了中国这段历史的风风雨雨。
接下来， 我将根据我记忆中朱教授亲自告诉我的内容进行叙述。 我无法提供详细细节， 因为我并不了解很多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 我也不是适合提供这些细节的人（这是他的家人和亲近朋友的事）， 但我必须讲述它， 因为他以自己的榜样影响了我的人生， 并且通过极大地激发我的求知欲望而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
五、知青：透过个体生命看中国历史
年轻的朱政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 上大学的人生计划被历史现实打断。 “文化大革命” 前夕， 他被批准去联邦德国留学。 然而， “文化大革命” 爆发了，阻碍了他的联邦德国之行， 中断了他的学业。
历经波折， 他被编入了一个知青小队并被送到安徽黄山。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是我的榜样， 这段人生经历表明， 凭借人的坚强意志力几乎可以战胜一切障碍。 因被贴上 “坏分子” 或 “黑五类“ 子女的标签， 他在知青中的处境比其他人都要糟糕。 然而， 他并没有沮丧， 而是开始奋力争取在他人眼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更加努力工作、 刻苦学习、乐于助人和深入思考。 此外， 他在年轻的林雪仙身上找到了爱情。
雪仙因艰苦劳动和高湿度的环境而病倒了。 如果她不去上海接受治疗， 远离不健康的气候， 她的病情会恶化。 而且无法预料她的健康状况会变得多么糟糕，这会对她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但回上海很可能就会跟朱政惠分手。 热恋中的雪仙决定把她的生命置千危险之中， 不回上海治病， 而政惠意识到这一点， 劝她去上海接受治疗。 这一行为让岳父母很感激， 政惠为了恢复他们女儿的健康， 甘愿冒着失去她的风险。 年轻的政惠凭借他的慷慨、 勇气和自我牺牲，赢得了岳父母对他的接纳。
显示朱政惠教授独特之处的另一个例子， 是他对 “ 文化大革命” 结束的态度。 随着大学招生重新恢复， 他考虑到有机会参加高考并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年轻的政惠， 作为一名下放青年， 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革命工作的高尚， 他想继续通过 “上山下乡运动”，像普通农民一样生活来帮助人民。然而，雪仙说服他不应该浪费生命去做许多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而应该去做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情。 他应该参加高考，重新拾起他在十年前本该拥有的学术生涯。然而， 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当时他的家庭条件非常贫困，他们买不起备考的书籍。 为了让朱政惠学习， 雪仙的父亲和姐姐不得不在用过的纸上手工抄写印有考试大纲的书籍。 当时他和他新组建的家庭继续在黄山工作。
朱政惠教授通过了高考，时隔十年，得以重新开始他的大学生涯。 他终于有机会去美国了。 他和妻子一同前往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家。 我一直认为， 这种个人经历让朱教授理解我 ”中国之旅” 的价值所在。
六、我对朱政惠教授的道义责任
我的中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上海的访学之所以如此成功，完全归功千我有幸遇到像朱政惠教授这样的人。从那时起，他的存在、 他的榜样，就一直在我的人生和学术生涯中产生着经久不衰的影响。
自那时起， 中国无疑成为我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回来后， 我组织了 “ 中国，经济、 力量与未来” 会议，朱教授为首届会议开幕式致辞。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八届会议。第五届会议恰逢中—西建交45周年和朱教授逝世五周年， 会议以纪念朱教授的名义举行。
我与中国的一切关系、联系和访问都要感谢朱政惠教授。 他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介绍他的朋友们给我认识并大力举荐我。 我与中国的关系无一不与朱政惠教授的积极影响息息相关。
在西班牙， 我建立了一份中国研究的事业， 这多亏了他勤奋诚实的工作榜样。 我出版了几本书，发表了许多文章。 我正在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向西方展示知青的真实面貌。 我甚至主导着一个专门研究中一西关系的研究团队。 但在西班牙，我也把一切归功于受他的影响。 我纪念他， 作为一个学者的榜样， 他激励我比他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更多地思考和帮助他人， 就像他在黄山所做的那样。
然后疫情来了。我担心中国的朋友们， 他们也担心我。朱教授的家人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朋友们恬记我并给我打电话。从那时起， 我们在西方面临着 “中国恐惧症”， 我们必须加以对抗。 通常情况下， 至少在我的国家， 对中国并没有明显和公开的敌意。但人们出千无知， 对中国存在某种蔑视， 被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Wadie Said, 1935一2003)称为 “东方主义”， 这是一种基于东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的思维方式。 这种论调赋予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威，使西方基千东方主义去描述、归类东方， 并为其做决定。
自从我来到中国以后， 尽管我地位卑微， 但我与这种 “东方主义” 进行斗争， 和这种有时甚至演变为敌意的无知进行斗争。 我研究中国， 研究其历史、 文化， 我知道这是一个向人类开放的文明， 其价值观本质上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是相通互补的。
我遇到过许多中国人， 我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 无论我们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 无论我们的语言、 文化、意识形态存在何种差异或者属于不同的种族或族裔， 我们都是平等的个体。 我们只是面对各自环境的人， 既有做坏事的能力， 也有做好事的能力。
我遇到了朱政惠， 一个非凡的人， 一位启发我对世界历史有了更好的理解的导师， 他告诉我：“劳尔， 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它不是循环运动， 而是螺旋上升，因为新一代人总是从过去学到东西。” 他的一生帮助我理解了今天中国的历史： ”为什么习近平主席会有这样的政治路线？ ＂ 许多同事间我。 我理解了（或者认为我理解了）， 因为我认识了朱教授， 了解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活经历。 最重要的是， 我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一个以慷慨为特征的人， 一个在我生命中最艰难时刻之一， 收留了我的家人， 关心他们， 并以他的工作、牺牲和智慧为我树立榜样的教授。
谢谢您， 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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